国子监的设置，古已有之，大瑞朝定国子监也是依循前例，不过在具体细节和职权上，还是有所变动的。
不只是和前朝、更久远的朝代比，就算是和开国时候比起来，眼下的国子监也有很大的不同。
大瑞开国时，天下初立，百废俱兴，那时候的很多大儒、宗师，在战乱的时候死伤不少，余下的也是避难的避难、赴义的赴义、隐居的隐居，不只是大儒一级，就算是寻常的读书人，也是死伤众多——军阀割据的时代，用的刀剑说话，谁会和你讲道理？
这样也造成了王朝初建时的一些问题，就是可用官员不多，马上打天下的将军，打仗是一把好手，可说到治理地方，就有所欠缺了，将他们当做官员，送去地方，无异于虎入羊群。
所以，大瑞太祖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将培养出来的年轻士子，直接予以重任，越级提拔，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就出自这国子监。
随着时代变迁，科举再兴，官员的递进、考评、分属，逐渐完善，国子监的监生没了先辈们的机会，可越级提拔的事情，也令国子监的地位和名声稳固下来，成了受士子们向往之处。
这里面除了精神因素之外，还有就是基于现实的考量。
国子监作为国学机构，其内监生一般都会科举有成，日后为官，自然而然的就会形成一个圈子，互相帮衬，能提前入内学习，无疑能为日后为官打下人脉基础。
而且，从国子监走出来的监生，一旦金榜题名，起点也和一般的进士、同进士不同，这种不同便是国子监影响力的体现，无论是从中走出来的高官、还是在读的监生，都会对有监生资格，得了进士之位的新近官员，寄予厚望。
在这种集体意志的关注下，就算是吏部，也要思量一下影响，不得不有所妥协，最后渐成俗定。
凡此种种，都注定国子监的特殊地位，这种地位，又反过去影响士林，被很多大儒、宗师所看重，于是时常就能看到，不少学说派别的大儒，会透过弟子门人、亲朋好友等关系，来国子监讲学，他们需要的，正是将自家学说的烙印，留在国子监中，以期日后监生为官，影响行政力量，促进学说的流传。
这本就是互惠互利之事，大儒、宗师需要监生传学，而监生也由此得以受到顶尖大儒的教诲、熏陶，反过去使得国子监对士子、学子的吸引力不断增强。
当然，这也不全是好事。
平日里，国子监就充斥着官场、学术等交融的气氛，和寻常的学府、书院不同，不似官场那般污秽，但终究多了些琐碎心机。在国战开始之后，其中气氛又有所变化，平时讨论的话题，也从单纯的学术之争，变成了对国战局势的猜测和争论。
和朝廷一样，国子监的监生们，对这次的国战，也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
有的人认为此战太过突然，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但既然开始，就该支持；
有的本就对朝政有不少看法，认为内尚未安定，何谈攘外？所以从一开始就不支持；
自江南而来的监生们，则觉得大瑞安稳几十年，国泰民安，不应轻起战端，徒耗钱粮不说，说不定还会将好不容易开创的安稳世道，给毁于一旦。
不过，江南监生的主张，却被来自北方的监生们嗤之以鼻，这些监生的家乡，时刻受到战争威胁，每年都有胡人寇关入内，劫掠一番，对北邻可谓是深恶痛绝，所以一听国战之事，立刻欢欣鼓舞，全心维护。
除此之外，也有如剑南道等地过来的监生，持着各种不同意见，有的主张深思，有的并不看好国战，还有人认为，应该先平息南疆、西南、西北等地的隐患，才好和柔罗人开战。
这些个看法，都有足以支持自身的论据，但归根结底是由于出身、背景不同，造成的认知差异，进而诞生了不同的结论和看法。
国战尚且如此，对挑起国战之人的评价，更是五花八门了。
监生因为所得消息有限，立足视野也有偏差，所想所行，诸多判断，都是依据平时经历的事情，又或以道听途说的某些观点作为参照，他们并没有看出来，大瑞高层对此战早有酝酿，那柔罗人的崛起，也决定了中原、草原必有一战，只是时间早晚、长短的问题。
看不清楚这一点，自然就有人把挑起国战的责任和缘故，归结于邱言。
实际上，邱言之所以会出现在草原上，根本原因，是随团出使三水，而使团本身的使命，正是和三水诸部联合，为攻击柔罗人做好准备，由此也能看出，就算没有邱言插手，国战正式爆发也只是时间问题。
但因为视野和情报的局限，不少反战、主和的监生，无形中将邱言当成了挑起战乱的罪魁祸首，他们也都知道邱言的成就和地位，但每当前线传来死伤消息，还是忍不住黯然神伤，然后就要找一个目标宣泄，邱言无疑就是这么一个选择。
不过，不久前皇帝的一封诏书，使得邱言一跃成了国子监的官令之一，倒在监生中掀起了些风浪，加上有心人推波助澜，一部分监生立刻心潮澎湃，要与邱言辩论一番，来声张自己的观点，为国与民请命，要代表无故惨死的兵卒、替被卷进战乱的百姓，与邱言一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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