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郡的人口最盛时约有七十万，经过这几年的战乱，到去年底，审配上计京都时，报上去的人口只有六十万上下了，也就是说，短短几年中，损失了十万人口，当然，这十万人口并非都是死在了乱中，也有不少是成了流民，但不管怎么说，只从劳动力这一块儿来讲，魏郡可谓是甚伤元气了，不过对举孝廉而言，暂时来说却是影响不大，因为依汉之规制，郡国有二十万人口每年可举孝廉一人，七十万人口是可举孝廉三人，六十万人口还是举孝廉三人。
六十万人口，三个孝廉，看起来可供选择的余地很大，其实不然。
首先，这六十万人口里读过经书的人不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人最多也就是在小时候上过乡学，识点字，再好一点的，至多也就是读过《孝经》这样的启蒙读本，对《春秋》之类的高一等的经书却是一窍不通。
举孝廉不是举荐上去就行的，也是需要经过考试的，如果举上去的孝廉考试不过关，不但他本人会被打回来，而且连举主也可能会受到牵累，所以，这占了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人首先就被排除在了孝廉的人选之外。
其次，那些读过经书的士子、寒士，有的名声很不好，孝廉、孝廉，既孝且廉，这才叫孝廉，汉以孝治天下，一个品德太不好的士子，即使再有人请托，对荀贞这样“有志於天下”、“爱惜羽毛”的人来说，他也是不可能将之举荐的。
再次，有的士子、寒士名声不错，可要么死读书，要么“学艺不精”，对这类人，荀贞也是不可能举荐的。
七折八扣地算下来，有资格被举为孝廉的士子、寒士就不多了，再把荀贞的那两个标准加上去，人选就更少了，从四月到五月，多半个月的时间里，荀贞也只选出了两人而已。
步入五月，已算是到了夏收时节。
孝廉虽还没有选够，但现在也只能暂且放下，荀贞把工作的重心全部转移到了夏收的事宜上。
如果说去年的夏收是为了“救命”，当时府库空虚、民无口食，就指着夏收的那点粮食来渡过难关的话，那么今年的夏收更多的是为了“检验成果、总结经验”。
何为“检验成果、总结经验”？
荀贞此前没有搞过农业，不太懂这一行，而将来天下乱后，农业显然是重中之重，春秋之前的制度是奴隶贵族制，包括战争在内，所有的东西都是围绕着贵族进行，国之大事是“唯祀与戎”，战国之后，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农人转而成为国家的主体，战争也从贵族战争转换成为了全民战争，国家的大事就是“唯耕与战”了，没有强大的农业为基础，就根本支撑不起高强度的战争，因而，荀贞自上任魏郡太守以来就对农业极其重视。
经过去年、今年这一年多的农业实践，不管是对农田还是对屯田，在荀攸、尚正、王淙、江禽、原盼等人的出谋划策、集思广益下，荀贞自觉都有了一定经验，现在他觉得到了收获成果的时候了，想把这套经验转成一个制度，这个制度不一定是成熟的，也不一定还是要用在魏郡，但只要有了这个制度在手，那么等将来需要时就可以拿出来，可以起到事半功倍之效。
因为这件事关系到日后，所以他对此高度重视，亲自牵头，组织手下的班底总结、制定。
要制定的制度有两个，一个是农田，一个是屯田。
相比农田的耕种、收获，荀贞更重视屯田。
原因很简单，各县的耕种、麦收是一个正常的农事生产，郡府县寺里边的吏员在这方面有经验的人很多，荀贞就算不了解也没有关系，日后如果他能成为一方诸侯，有大把的人手可以胜任这方面的工作，而屯田就不一样了，屯田是非常态的，通常来说，屯田在边地用的较多，在内郡用的很少，内郡的吏员们在这方面、主要是在组织管理上几乎都没有切实的经验。
屯田和地方的耕田说起来都是种麦子、收麦子，看起来是相同的，可在组织形式上却是完全不同的，各县的麦种、麦收是由各县的农户分散完成的，而屯田则是由一个类似军事组织的农垦集团来完成的，试想一下，几千、几万、乃至几十万的青壮年聚集在一个地方种田，危险系数很高，一个弄不好，可能就会出乱子，所以在组织管理上必须有一个牢靠可行的制度。
屯田是非常态的，而相比农田，屯田更关系到日后的大局，荀贞自然对之更加重视，毕竟只能未雨绸缪，不能临渴掘井。
经过去年一年和今年半年的屯田，通过江禽、原盼等人的切实操作，荀贞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经验，一些不是从纸上得来、也不是凭空幻想、而是切身体会到的经验。很多事情，看起来容易，真做起来才会知道麻烦很多，即使有前人留下的经验在，真换了自己去做的时候也会很难，毕竟从别人处得来的那些经验都是大而化之的东西，细节的东西需要自己去发现，放在别人那里管用、但是放在自己这里却不合适的东西需要改变，千头万绪都得靠自己一点点地去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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