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是个人的事情，如是往常，荀贞大概不会理会，但现下糜竺为彭城丞，他个人的信仰有可能就会牵涉到政治中，所以荀贞借此单独召见糜竺的机会，发言询问。
糜竺不知荀贞何意，惶恐答道：“竺愚昧，巫祝小道，固不足信。竺自今当改之。”
荀贞笑道：“信与否，君自家事也。唯君今为郡丞，佐长吏而牧一国，言行当慎。岂不闻楚王好细腰乎？浮屠入中国，王公贵人，楚王最先好之，国人信者遂多，延传至今，乃有故彭城相缪宇崇佛，费以千万计，又至笮融，大兴佛事，荼毒百姓，君宜以此为鉴。”
糜竺下拜说道：“竺归家，便尽逐巫祝士！”
荀贞问糜竺的信仰，既是为提醒他不要因此而影响了郡内的风气，也是因为准备要在州中传檄一道，以扭转、遏制现下州内，特别是彭城、下邳等地的民间崇佛之风。
楚王刘英以来，江淮流域已经成为佛教信仰最为兴盛的地区，佛经如今正是根据江淮，然后辗转向北以及江南传播。相比太平道、五斗米道，佛教没有反抗精神，适合麻痹百姓，从统治角度来说，没有必要取缔此教，可现今战乱，民力宝贵，不事生产的佛教徒就不能过多。
荀贞说道：“方今战乱，民力艰难，笮融昔於下邳免好佛者劳役，达数千户，常供衣食，费以巨亿计，此败灭之道也。汉家自有故事，我欲重申旧令，禁汉人出家，君意可否？”
佛教在传入中国的初期，朝廷有诏令：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人，其汉人皆不得出家。但随着楚王刘英等一批达官贵人信奉此道之后，民间信者日多，影响越来越大，发展到最后，流入宫中，连天子都供奉之，如桓帝就“设华盖以祠浮屠、老子”，此诏令也就不了了之。
徐州境内出家的汉人不少，尤以彭城、下邳为多。光和年间，与安息国居士安玄共译《法镜经》等，并於中平五年在洛阳撰《沙弥十慧章句》的着名僧人严佛调就是下邳人。
闻得荀贞欲重申“汉人不得出家”的旧令，糜竺反正信的是巫祝，不是浮屠，当然没有异议。他说道：“彭城崇浮屠之风虽不如下邳盛，然信奉此道的民家亦有不少。将军檄令下处，竺必遵行，务使郡内无复有汉人出家者。”顿了下，迟疑问道，“县中稍有浮屠祠，以及已出家者，不知该如何办置？又有胡僧在境的，逐否？敢请明将军示下。”
“县有浮屠祠多者，可留一，余皆除破之；民已出家者，或令还俗，或倍其家赋役。至若胡僧，愿留者，任之留，不愿留者，从其便。”
由西域来中国的胡僧不少，洛阳兴战，很多都离洛避乱，着名的如安息人安世高、月氏人支谦、祖为胡人的释昙谛等，或至徐而停，或南下扬州。今在徐州的胡僧虽无甚特别知名的，然亦稍有。
糜竺应道：“诺。”
大凡举政，必虑及多面，荀贞令破浮屠祠，不止是为遏制民间的崇佛之风，也是为日后招降黄巾做一个宗教上的准备。浮屠初入国内，被国人视为另一种形式的神仙方术，被当作是黄老的附庸，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之说，浮屠即佛，许多信众是佛道双修，刘英即是，桓帝亦然，而随着发展，佛教已经开始脱离黄老，受到单独的祭祀，笮融的尊佛就是一例，作为太平道的信众，当然就会因而视信奉浮屠为异端了，破除浮屠祠，从某方面而言之，可被太平道众引为同道，这样，将来无论是与黄巾交战，还是招降黄巾，都将有利。
重申旧令，以遏崇佛之风，这是在与荀彧、张昭等商议过后决定下来的政策。
次日，荀贞即传檄各郡，命郡县执行。檄令到地，浮屠祠毁，出家的汉人被勒令还俗，在徐的胡僧纷纷南下扬州，有的远赴荆州。胡僧多与士人交往，亦有求见荀贞想要加以劝说的，荀贞皆不见，或有固执必欲见荀贞，绝食州府外的，荀贞礼待之，而终不听其说。这些都是后话，不必多讲。
却说荀贞巡罢彭城，由吕县出发，沿泗水东行，百余里，入下邳，乐进、许仲等在郡界迎候，汇入车骑队伍中，乐进前导，复行二三十里，到下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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