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和州，早稻金黄，诉说着丰收的喜悦。与往年不同，今年农民们望着满仓的稻谷，心中更多的是期待，因为这一季的收成，大部分将直接搬进他们的家中。苏星云逐一为农户核算扣除贷款和伙食后的粮食，分发到手时，农户们高兴极了，这份实实在在的收获，让苏星云在和州的地位更加稳固。
在小黄洲上，十户一组的公社制度激发了前所未有的竞争与合作。这种规模的设定，正是基于科学的管理原理——适度规模原则。过大的公社容易导致效率低下，出现“磨洋工”和“吃大锅饭”的现象；而过小则难以形成有效的合作与监督。十户一组，既便于协作提升生产效率，又能在日常劳作中相互监督，避免偷懒行为损害集体利益。在这个小集体中，每个人的努力都与自身的收益紧密相连，因此大家都格外上心。
面对公社内部劳动力不均的问题，如年龄、健康状况及家庭结构差异等，苏星云的制度展现出了其灵活性与包容性。尽管存在种种差异，但公社通过合理的分工与调整，确保了每位成员都能为集体贡献力量，同时也从集体中受益。对于那些试图偷懒或影响集体利益的行为，公社内部有着严格的淘汰机制，确保了团队的凝聚力和执行力。
粮食分配任务完成后，苏星云将承诺的税粮地运抵和州城。这一年，农业领域迎来了显着的变革，铁制农具的广泛应用极大地促进了生产效率，加之农民们被激发出前所未有的生产热情，即便每亩地的税收定在了较低的20斤，但全县的粮食总产量却实现了大幅增长，缴纳的税粮总量也因此远超往年。陈县令望着满满当当的县库，心中五味杂陈，半晌才感慨道：“苏秀才，你本应是治理国家的栋梁之才，如今却走上了造反道路，真是令人惋惜。”
当粮食车队缓缓驶入寿春城，莫日根立即组织人手，对这批夏征粮食进行了检查核对。发现今年的夏粮征收量不仅未减，反而较往年有所增加。莫日根对此表示满意，笑着称赞道：“和州的这位知县，确实是个有能力的官员，夏粮征收工作完成得如此出色，我深感欣慰。”
然而，当话题转至出兵剿匪之事时，莫日根的脸色变得巧妙起来。他愤慨地提及那些为了一己私利而争夺土地、财富的僧人，他们不仅不顾及朝廷法度，甚至在遭遇挫折后还妄图让朝廷为其买单，出兵助其夺回失地，这种行为在莫日根看来无异于天方夜谭，是对朝廷权威的极大蔑视。
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来看，苏星云所掌控的领地恰好位于河南江北行省与江浙行省的交界地带，这一区域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长期以来都处于两省管理的模糊地带，即所谓的“三不管”区域。虽然苏星云在这里进行了土改，得罪了地主乡绅，但这些人与元朝真正的权力核心之间，关系很淡薄，对没有实质性的威胁。
莫日根认为，元朝的军事力量雄厚，只要苏星云不做出直接对抗朝廷的行为，比如攻占县城等，同时确保税收的稳定增长，那么他在地方上的一些小打小闹，就不用过度关注。毕竟，元朝的军队不可能为每个小贵族的私利而频繁出动。
因此，莫日根对苏星云这样的小势力相对容忍，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忽视。他相信，只要苏星云没疯，敢于造反，就不会有影响。至于那些流窜来的盗匪，莫日根为了省事。在得知他们已离开本省的消息后，他立即下令向无为军户所发报，要求他们密切关注盗匪动向，并通知和州知县做好接待准备，以彰显朝廷对地方安宁的重视与关怀。
这份公文迅速传达到了苏星云的案前，他仔细研读后，深谙其中意味，随即安排人向陈县令赠送了二百两白银以示敬意与沟通之意。紧接着，苏星云一边调动护村队做好准备，一边指令王天柱等心腹密切关注无为县方向的动态。不久，无为军户所果然派遣了一支由百人组成的队伍前来，苏星云与陈县令则巧妙地选择在苏星云预先设定的缓冲区与这支军队的首领会面。
值得注意的是，苏星云此次并未以护村队队长的身份出现，而是以地方代表的身份，亲自前往迎接这些所谓的“太君”。苏星云从那些粗制滥造的抗日剧中汲取了灵感，将“带路党”的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连一旁的陈县令都感到有些不适，甚至暗自揣测眼前的苏星云是不是假冒的。
在一场丰盛的宴席之后，酒足饭饱之余，苏星云又和将领们打牌，借此机会与蒙古将领们进一步拉近关系。游戏间，每位将领的褡裢中都悄然装满了沉甸甸的银子，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满意的笑容，满载而归。至于剿匪之事，自然无人再提，因为在这个和州，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匪徒，只有一群被地方乡绅标榜为“大大的良民”的百姓。
在成功应对了进村的蒙古军队后，苏星云转身向陈县令行了一记深重的礼。然而，陈县令却摆出一副超脱世俗的清高姿态，淡淡问道：“苏当家，这是唱的哪一出啊？”苏星云心知陈县令话中有话，回应道：“县太爷此次出手相助，为在下挡下了一场风波，这份恩情，我苏星云铭记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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