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文所述，在海雷丁·巴巴罗萨最后的岁月，以在政治上促进法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被的“亵渎联盟”来行动。
弗朗西斯一世，这个在许多方面都有着典型文艺复兴人特质的统治者，在政治方面也表现出独特的玩世不恭。
在他努力抵御查理五世野心扩张的过程中，他早已意识到，海雷丁·巴巴罗萨所创造的新土耳其海军力量为地中海乃至欧洲局势带来了新的变化。
早在1536年，一支由土耳其和法国舰艇组成的小型联合舰队就曾与西班牙海军的舰船交战，并随后在马赛（Marseilles）共同过冬。
在这一年里，两国之间在某个时候签署了正式的联盟。
如果说弗朗西斯一世与奥斯曼帝国在海上的联合目标相当明确，那么可以理解那位精明的外交家与统治者苏莱曼大帝的动机就没那么简单。
他的目标是最终征服欧洲，而如果这些基督徒相互对立，那显然对他利用他们的竞争、敌意和阴谋是有利的。
正如之前所提到的，穆斯林土耳其人对欧洲基督徒的蔑视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些所谓的和平之子的自私行为——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比穆斯林世界的各国更团结。
尽管一些法国历史学家对与基督教世界敌人结盟感到不安，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历史学家则乐于揭露法国的背叛，但这一局势并不新鲜。
出于政治、地理和经济原因，法国人总是被迫寻找最符合其临时利益的联盟。
早在13世纪，他们就未曾犹豫地参与了威尼斯人分割基督教拜占庭帝国的计划，以实现法兰西与威尼斯的共同利益。
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他们也毫不迟疑地签订一些可能让道德主义者感到绝望的条约和协议。
有趣的是，几个世纪后，法国人对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称之为“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Perfidious Albion），这或许并不是一种侮辱，而是一种不情愿的赞美——英国人在某些时候曾经在这场民族游戏中击败过法国。
对于巴巴罗萨来说，正如对苏莱曼一样，这一联盟似乎只带来了好处。
他和他的主人都明白，土耳其在欧洲的真正敌人是西班牙和帝国的力量。
任何能加速这个复杂政治和军事机器解体的事情，对土耳其来说都是有利的。
他深知法国海军几乎微不足道，只有西班牙与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联盟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到土耳其在地中海的霸主地位。
因此，显而易见的行动路线是与法国合作，以打击查理五世（Charles V）。
如果皇帝能被击倒，之后处置法国就不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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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弗雷·费舍尔爵士（Sir Godfrey Fisher）在《巴巴里传说》（Barbary Legend）中评论了这一时期的政治局势：
“在这个时候，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地方似乎都生活在对西班牙‘普遍统治’的恐惧中，而法国和威尼斯之间的裂痕如此深刻，据说自1504年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正式并肩作战过。
因此，不仅突尼斯的居民，甚至欧洲的天主教徒、路德教徒和希腊人常常更倾向于接受土耳其的保护或统治。
受到压迫的基督徒逃往更自由和开明的阿尔及尔，就像匈牙利人逃往土耳其领土一样。
甚至在遥远的英格兰也有一些人渴望与摩洛哥和土耳其的苏丹建立关系，以及与海雷丁·巴巴罗萨建立联系。
必须记住，穆斯林对其他信仰和国家的态度往往比新兴的欧洲强权更为宽容。
后者被他们的激进民族主义困扰，以至于无法理解如何共同合作以实现共同利益。”
十六世纪的欧洲几乎相同的局面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也有所体现。
因此，在1543年，弗朗西斯一世的强烈邀请下，苏丹派遣他的海军大将率领一百艘战舰出航，协助法国对抗皇帝。
显然，这次远征的目的是尽可能地对皇帝的领地造成伤害，海雷丁·巴巴罗萨也没有错过任何机会。
雷焦（Reggio）——守卫着梅西纳海峡（Strait of Messina）的北侧，再次遭到劫掠。
据一份报告称，州长的女儿被俘并成为巴巴罗萨的妻子。
“一位美丽的少女，”摩根（Morgan）说，“只有十八岁，海雷丁对她情有独钟，以至于娶了她，并因此释放了她的父母。”
阳光炙烤的卡拉布里亚（Calabria）海岸线和村庄再次见证了土耳其帆船的推进。
人们逃往高耸于碧海之上的山村，土耳其人如同渔民拖网一般，捕捞着所有沿海的交通，以及那个贫困土地上的所有男女和珍贵财物。
诺曼·道格拉斯（Norman Douglas）在他的《旧卡拉布里亚》（Old Calabria）中记录了这一南意大利地区遭受的许多悲剧，他指出，尽管对这些土耳其劫掠的描绘相当悲惨，但还有比穆斯林更应责备的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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