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人表示不同意，比如民主自由派的胡适，1929年5月，胡适发表《人权于约法》，表示当时中国没有一点人权，无论什么人，只要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党嫌疑”等标签，这个人就彻底完蛋了，可以随意侮辱和殴打他，剥夺他的自由、没收他的财产；无论什么书报，只要贴上“反动刊物”的标签，就可以封禁。
胡适还进一步批评孙中山，1929年7月20日，胡适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对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提出严厉批评，表示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都应该有宪法，没有法律作为准绳，那就是独裁，搞独裁就没有民主，没有民主，人民就只能当奴才，一个到处都是奴才的国家有什么前途呢？所以孙中山的“三段论”是完全错误的，要搞就要一步到位，文章原文是这样写的：民国十几年的政治失败，不是骤行宪政之过，乃是始终不曾实行宪政之过；不是不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行遽行宪政，乃是始终不曾脱离扰乱时期之过。
胡适觉得孙中山的三段论只说明一个问题，孙中山“根本不相信中国人民的参政能力”，三段论是“根本性大错误”，进一步表示“我们不相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
还有其他人的言辞更加激烈，觉得专制连土匪和强盗都不如，表示：“明火打劫的强盗，执枪杀人的绑匪”，其“蹂躏人权”的危害，“远不如某个人、某个家庭，或某团体霸占了政府的地位，打着政府的招牌，同时不受任何法律的拘束的可怕”。
胡适这些人算是民间自由派人士，自由派人士嘛，最讨厌的就是专制和独裁了，最向往的就是西方民主制度。
胡适们的理由全是大义凛然的，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民间的呼声，再加上名气大，很快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也吸引了国民党内一些人的注意，觉得民主是一面大旗，可以拿过来用用。
刚才说了，二次北伐结束后，蒋介石、胡汉民掌握了国民党中央权力，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和邹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就靠边站了，这两伙人非常的失意，寻思这要搞点事情才行。
1929年1月，召开国军编遣会议后，蒋介石要裁撤地方实力派的军队，引起冯玉祥、阎锡山、桂系李白极度不满，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于是国民党内失意的元老们和地方实力派军头就联合起来，打着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要求民主、法制的旗帜，开始反蒋活动。
蒋介石这辈子最厌恶的就是军阀，觉得军阀误国，虽然最后他终于活成了自己最厌恶的样子，但回到当时，军阀肯定是要收拾的，1930年5月1日，蒋介石发布讨伐令，中原大战正式爆发。
1930年7月13日，反蒋派在北京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真特么的讽刺，以北平为首的北方注定是蒋介石的梦魇，先是北洋军阀，北洋军阀被打倒后，马上成为国民党反蒋派的窝点，抗日战争开始后，整个北方又被日寇占领，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又迅速从北方兴起，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席卷全中国，终结了蒋介石在大陆的历史。
感慨完了再回来，汪精卫在扩大会议上发表《联名宣言》，指责蒋介石“背叛党义，篡窃政权”，将民主集中制变成个人独裁，借此表达了痛心疾首的意思：民国成立亦已十九年，而仍滞于极端专制之境，此诚吾党之大耻，而国民之大不幸。
为了表示自己才是孙中山的继承人，汪精卫高举孙中山的伟大旗帜，宣布在最短时间内按照孙中山遗愿筹备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至于胡适对孙中山三段论的批评，汪精卫还特意做了一番解释，表示孙中山的三段论是革命时期所必须的程序，不影响现在制定约法。
1930年9月1日，反蒋派在北平成立“国民政府”，以阎锡山为主席，北方国民政府拉开架势，找了几个法学专家，成立了一个约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约法，并向全国征求意见，这个委员会还曾经征求过民主先锋胡适的意见，胡适非常认真的给予过回复。
高举民主和法制的北方国民政府和象征着独裁专制的南方国民政府正式对垒，从表面上看，一个象征着先进，一个象征着落后，其实都特么是一群强盗而已，鲁迅先生对这群人有过精辟的描述：大家去谒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
当南北双方在中原战场上打的炮声震天的时候，张学良按兵不动，故作高深，当蒋介石一张3000万元的支票送到张学良的手中后，张学良的矜持和高深都没了，表示蒋介石才是高举孙中山伟大旗帜的人，其他都是冒牌货，宣布东北军入关，支持蒋介石，这还打个啥？历史的裁判高举蒋介石的右手，宣布蒋介石获胜！
看起来，什么主义什么旗帜，在张学良眼中，都不如亮闪闪的金钱来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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