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年五月，阳光明媚，微风轻拂。就在这个美好的时节里，洪承畴迎来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次重大任命——西南五省经略！此消息一出，犹如巨石投入平静湖面，激起千层浪。众人皆知，这位降清的明朝经略大人从此又回到了在明朝时候的飞黄腾达之路，其官职如火箭般飙升。
首先，他被封为太保，紧接着太子太师的高位又降临到他头上。虽然此时顺治根本就没有立什么太子，但却使得他在朝堂之上的地位愈发尊崇。随后，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的头衔也收入囊中，彰显出他在文化领域的卓越才华。而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一职，则赋予了他掌控军事与监察大权的能力。
如此众多且重要的职务集于一身，洪承畴所肩负的责任自然也是极为繁重。他需要全面负责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区的军务以及粮饷事宜。为了确保他能够顺利开展工作，清廷特意颁发了一道敕书给他，并明确表示：“一切剿抚之事皆由你来定夺，只需事后上报即可。”
这份敕书给予了洪承畴极大的自主权，其权力之盛，甚至连那些八旗满洲的亲贵将军们也不得不听从他的调遣指挥。
洪承畴管辖的地域范围极其广阔，涵盖了湖广、江西、广西、云南、贵州整整五个省份。相较于他昔日在江南招抚时所管理的区域，如今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如此，随着管辖范围的扩大，他手中掌握的权力也变得更为强大。五省之内的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各级官员，无一不对他言听计从。
他手中所掌握的便宜行事之权可谓广泛而巨大。例如，他拥有调动朝野上下、无论是朝廷还是地方的所有文武百官前往“军前及地方”的权力。
不仅如此，对于其所辖范围之内各个省份的文武官员，不论是升职、调动、补缺，还是调任等事宜，皆由他一人说了算。
甚至那些文官五品以下以及武将副将以下的人员，如果胆敢不听从他的命令，他有权先将其斩首示众，然后再向朝廷禀报。
总而言之，但凡与军前事务相关之事，只要是他想要任用之人，便无人能够阻挡，就连吏部和兵部都对他无可奈何。
而且，当他需要钱粮时，户部必须即刻满足他的需求，不得有丝毫的拖延。长此以往，六部几乎成为了专为西南军前服务的衙门。
洪氏牢牢地掌控着军事、政治、刑法、财政等诸多重大权力，其手握的兵权之重，在当时简直无人能与之相提并论。
然而换个角度来看，这也反映出清廷在西南面对李定国为代表的大西军已经陷入绝境，毫无其他选择可言。洪承畴此番奔赴湖南，根本没有任何退路可寻，唯有拼死一战，方才有一线生机。这个生机不仅是满清的生机，当然也包括洪承畴的，这一次要是失败了，南明那边洪是回不去了，满清那边他也没有出路了，只有死路一条。
顺治十年闰六月初五，阳光洒落在古老的京城，洪承畴征调五十余艘坚固的船只。这些船只一艘接着一艘停靠在运河码头边，等待着即将开始的征程。
与此同时，一千多名随行官兵整齐列队，他们个个精神抖擞，士气高昂。
而那些矫健的战马，则被留在陆地上。它们嘶鸣着，仿佛迫不及待地想要踏上征途。就这样，船队沿着蜿蜒的运河水道缓缓前行，而马匹则在陆地奔腾，二者齐头并进，一路向南，直奔湖广而去。
先是运河，然后又是长江，经过数月的艰苦跋涉，洪承畴率领的队伍终于抵达了武昌。此时已是十一月初十，冬日的寒风凛冽刺骨，但洪承畴心中的热情却丝毫不减。稍作休整后，他又继续挥师南下，朝着湖南长沙进发。当春风拂过大地，带来勃勃生机之时，洪承畴于次年春天的三月十二日抵达了长沙。
早在离开北京之前，洪承畴便深思熟虑，提出了一套具有鲜明倾向性的战略思想。他深知自己肩负着五省经略的重任，使命重大。其目的不仅在于平定叛乱、剿灭流寇，更重要的是安抚百姓，让他们重新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而面对众多南明军队的胁从人员，若只是一味地采取强硬手段进行围剿，恐怕难以彻底根除祸患。因此，他认为必须采用招安之策，将那些被迫跟随南明军队的人争取过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安定与和谐。
当然，对于那些“冥顽不灵、负隅顽抗”的南明军队头目，洪承畴也绝不手软。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不对这些顽固分子予以坚决打击，招安工作也很难顺利推进。所以，他制定的策略是以政治手段招安“胁从”为主，同时辅以“真剿”的军事镇压。通过这种方式，逐步削弱南明抗清武装的有生力量和生存土壤，待时机成熟时，再发起决定性的军事决战，一举夺取最终的胜利。
要说起这一招啊，那可真是有着一段不为人知且惊心动魄的历史渊源呐！想当年，洪承畴在清剿高迎祥、张献忠所率领的农民军时，可是凭借着此招而声名远扬。这一招法犹如一把利剑，直刺敌人要害，令农民军闻风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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