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之言有理。当年周公诛杀管叔、蔡叔，由此周室得安；季友鸩杀叔牙而鲁国宁。唐太宗杀兄弑弟而继位，打下大唐盛世之基，后人又有几人言其过！”应节严这时说了话，且说出来的让人无法争辩。
“唉，世事如此，朕为了天下也只能暂且委屈太皇太后和皇兄了，待复国之时，朕定会重新收入宗籍，恢复封号！”赵昺听了面色悲戚地叹口气道。而心中却是暗乐，这世道就是强者为王，哪里有什么正义，都是胜利者的遮羞布罢了……
赵昺算是知道了，对于每一帝王登基学习圣王之道，都不会绕过那些亡国之君以吸取失败的原因，但秦皇汉武这些成功的之人也是学习的榜样。而他当然也不能免俗，既是必修的功课，也是需要揣摩的对象。人们都说站的高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他现在站在了俯视众生的高点，对史籍记载也就有着自己的解读。
以赵昺看来，在古代的礼法中的已然确定了兄弟之间的关系——首重长幼。长幼即尊卑即是一种天然的稳定次序，而中国承袭制度也就很早便确立了长子继承制以及“立长不立贤”的原则。与“贤能”相比，长幼之序更加重要。
单就玄武门之变的对决双方而言，功业伟大的李世民实际上已经成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囚徒，于是他试图从政治伦理中突围。他是贤（他功劳最大），而李建成的优势在于他是长。李世民固然贤，但却除了以血腥的手段消除他的兄长，是根本不可能继承帝位的，因此杀兄弑弟是他不二的选择，所谓的公义不过皆是借口。
而政治永远是法律与道义的免疫之地。李世民弑兄、杀弟，却被立为皇太子，继承了大位，没有罚，只有奖，而且是倾国之奖，最终将整个帝国都奖给了他。自从弑兄杀弟以后，李世民也曾深受良心谴责，又受到群臣对禅位合法性的质疑，以致噩梦不断，要让尉迟敬德和秦叔宝给自己当门房才睡的着觉。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者被清除，局势也稳定了。大权在握的李世民也逐渐从愧疚中摆脱出来，而且时愈久，气愈壮了。然后他对玄武门之变进行了重新阐释，以求正统之名，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加分。为此对房玄龄说：“周公诛杀其弟管叔、蔡叔，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此时，他已将杀建成、元吉比作周公诛其弟管叔和蔡叔，是安国利民的大义灭亲之举——这块牌坊立的！
经这么一升华，黑钱洗白了，“伪钞制造者”自然也心气和畅、心中光明，甚至不怕“露富”于众了。李世民主动将这件事公之于众，是因为他是聪明人，他深知，玄武门之变可瞒一时，不可瞒一世。与其待后人纷纷议论，加他之罪，还不如由他亲口做一个发布，为己正名，封堵后人之嘴。于是他说：“公明正大之事，史官执笔，何必故意隐讳？”他要求：“立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当然，李世民所谓的直书，也不能就认为是‘真’的可以‘乱写’，其实是只准按照他设定的议程来直书的，事实上，正是自此始由官方主持修纂史书，从此史学便为朝廷之奴隶了！他这样做也就是给兄弟阋墙这件不义之事蒙上一张大义的外皮，让人们不仅不指责他，反要像歌颂周公那样歌颂他。看看，这就是历史上常言的不能让君王随便翻阅本朝国史的原因，皇帝看到不满意的地方，便会情不自禁地使用权力加以篡改，那还有真史吗？！
自唐太宗李世民给玄武门之变定了调子，这块唐初的言论禁区也就开放了，包括著名的《贞观政要》都记载了李世民给房玄龄的那段大义凛然、毫无“虚心”的训词。由于唐太宗功业太著、名声太盛许多人宁愿相信他的解释，李建成传中就写下“时太宗功业日盛，高祖私许立为太子”这样的不实之词。甚至有人说，如果以‘残忍’的建成为天子，‘凶狂’的元吉为辅，唐必亡国。
当然也有人不同意李世民的自辩词，范祖禹就说李世民杀建成、元吉，根本不能等同于周公杀管叔、蔡叔，管、蔡勾结殷商残余势力，并且流言诽谤周公，不是周公要杀他们，而是天下人要杀他们。可是建成、元吉何罪？实是李世民自己要杀死他们，而不是天下人要杀死他们，他是为了一己之私才那么做的，因而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
至于信谁的，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说白了其实是看其中所言对自己是否有利了。断章取义，歪曲其意……都是惯用的手法，当年孔圣人不也变成了臭老九，被推下了圣坛，挖坟掘墓，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老鼠吗？而几十年、或是几百年后谁又敢保其又不会重新被捧上天去呢……
“陛下，仅凭一纸招降诏书便罢黜太皇太后，还需谨慎一些，否则恐难以服众。”邓光荐想了想，觉的小皇帝和应节严说的都有理，可又觉得其中缺少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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