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会计的诡吊
1978年深秋，伊犁河畔的白杨树褪去最后一抹金黄。63岁的老会计周德昌被发现吊在大寺旁的白杨树上，枯瘦的身躯在晨雾中轻轻摇晃。这棵白杨树树干光滑如洗，离地四米有余的枝杈上，一条褪色的蓝布裤腰带死死缠住他的脖颈。
"这绝不可能！"最先发现尸体的杂货店老板王福海双腿发软，瘫坐在泥泞的河岸。周德昌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平日里连弯腰系鞋带都要扶着墙，更别说徒手攀爬如此光滑的树干。法医勘查时发现，死者脚底没有任何树皮刮痕，裤脚也未沾染泥土，仿佛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直接送到了树上。
更诡异的是，案发前三天，周德昌曾在供销社逢人便说："大寺的钟在夜里响了，是在喊我的名字。"可寺里那口铸铁大钟早在文革时期就被熔毁，残片至今还堆放在后院角落。当民警试图从他生前居住的土坯房寻找线索时，发现屋内所有镜子都被红布蒙住，墙面上密密麻麻写满"别回头"三个字，字迹歪斜，像是在极度惊恐中留下的。
时光流转到1991年夏，13岁的小超在一场暴雨后吊死在自家屋后的杨树上。那天下午，他因偷拿邻居家的杏子被父亲狠狠训斥，晚饭时还赌气摔了碗筷。然而到了深夜，母亲起夜时发现儿子的房间空无一人，木窗大开，潮湿的风卷着树叶扑进屋内。
搜寻的村民们举着火把赶到白杨树下时，都倒吸一口凉气。小超用晾衣绳吊在树枝上，姿势与当年的周德昌如出一辙——脚尖刚好悬在离地半米的位置，身体呈诡异的笔直状态，仿佛刻意模仿着某种仪式。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他手里还攥着半块发霉的杏子，嘴角凝固着一抹扭曲的笑容。
警方调查时发现，小超的日记本里夹着一张泛黄的剪报，正是1978年周德昌死亡的新闻报道。最后一页潦草写着："树会说话，它说带我去见老会计。"而那棵出事的白杨树，树皮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三道深深的抓痕，像是有人在攀爬时留下的绝望印记。
2014年除夕夜，伊犁河畔飘起了细雪。新嫁娘李梅在与丈夫争吵后，用红色羊毛围巾吊死在婚房的房梁上。那间婚房是丈夫家祖传的老木屋，梁柱上还残留着几十年前的彩绘，此刻在月光下泛着诡异的青灰色。
李梅的婆婆回忆，当晚十一点还听见小两口在争吵，期间还听到了有摔碗声和哭闹声持续了近半小时。然而到了凌晨，整个院子却安静得可怕。直到清晨，公公推门查看时，才发现红色围巾如同一道血痕，将儿媳吊在雕花的房梁上。更恐怖的是，屋内所有门窗都从里面反锁，地面没有任何脚印，就连梯子也整齐地靠在墙边，根本无法解释她是如何爬上三米高的房梁。
法医检查时发现了，李梅脖颈处的勒痕呈现出罕见的双螺旋状，不像是简单的自缢形成。更诡异的是，她指甲缝里提取到的皮肤组织，经检测既不属于她本人，也不属于任何家庭成员。而在整理遗物时，家人在她的嫁妆箱底发现了一张黑白照片——正是1978年周德昌吊在白杨树上的现场照片，照片背面用朱砂写着"第三道红线已完成"。
随着三起悬案的细节逐渐拼凑，大寺的隐秘往事浮出水面。据当地老人回忆，这座始建于清代的清真寺，在民国时期曾被军阀改造成临时刑场。1933年的冬天，十七名反抗势力的成员被绞死在寺前的白杨树上，尸体悬挂了整整七七四十九天，树下的土地被鲜血浸透。
"那些吊死鬼的怨气太重，把魂魄都缠在了树上。"守寺的阿訇颤抖着说，"文革时红卫兵砍树，电锯刚碰到树干就自燃了，三个年轻人被烧得面目全非。"更令人不安的是，每到月圆之夜，大寺废墟中总会传来铁链拖拽的声音，还有若有若无的呜咽声，仿佛有人在重复着最后的挣扎。
民俗学者王教授在研究地方志时发现，伊犁河畔自古流传着"绞刑树"的传说：被吊死的人若怨气不散，就会化作"索命丝"，寻找生辰八字相合的替身。而周德昌、小超、李梅三人，竟都是农历七月十四出生——民间俗称的"鬼门大开"之日。
当警方试图进一步调查时，诡异的连锁反应仍在继续。李梅葬礼后的第七天，负责此案的年轻警员张磊在值夜班时，被发现用手铐吊死在派出所的吊扇钩上。他的笔记本里写满了歪斜的字迹："红线在手腕上发烫，树在窗外摇晃，我听见他们在数...15、16、17..."
恐慌迅速蔓延，周边居民纷纷搬离。有人在深夜看见大寺废墟中升起幽蓝的火光，火光里隐约有十七道人影在晃动；还有人声称在白杨树根下挖出了锈蚀的铁环，每个铁环上都缠绕着不同颜色的布条，其中三条分别对应周德昌的蓝腰带、小超的晾衣绳、李梅的红围巾。
最令人绝望的是，一位精神错乱的老人在大寺墙上用血写下预言："当第七根红线系上，所有亡魂将重获自由。"而此时，伊犁河畔的白杨树又抽出了新芽，在风中沙沙作响，仿佛无数双手在虚空里抓挠，等待着下一个被选中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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