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象在中都时一样，孔子大力推行礼教文化，努力扭转鲁国的不正之风，鲁国新气象逐渐形成。
仅仅几个月，孔子在大司寇任上制订了一系列的惩戒措施与治理政策，都城曲阜人人无不遵从，鲜有人犯！
作为大司寇，孔子很少动用刑罚，往往以礼和理服人。孔子认为，刑罚的作用在于惩前毖后，如果不用刑罚而让人们得到教训并改正错误，这就是仁德。
对僭越礼制的慎溃氏，孔子并未动用刑罚，但略施小计就让他流亡了，并因此而让沈犹氏、淳于氏等原先的不法分子心生畏惧，从而不再犯法。
有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父亲状告儿子不孝，父子俩在堂上你一句我一句争得面红耳赤，互相仇视。
孔子并未直接给予判决，而是将父子二人都关在一个牢房里。
三天后，孔子提审这对父子。
结果，父亲却当场撤诉了，而且他还向孔子认错，说自己平时对儿子要求过分了，从未考虑儿子一家的不容易，如果大司寇要惩处，就应该惩处自己，请求大司寇放了儿子。
令人意外的是，儿子也居然当场认错，说自己平时给钱给粮，总以为对父亲已经够孝敬了，但却疏忽了老人家的内心需要，平时关心不够，父亲痛斥自己不孝没有错，自己愿意接受惩处，请求大司寇放了父亲。
孔子笑了，将两人都释放了。
这正是孔子之策。父子之间的矛盾，明面上是一回事，实质上又是一回事。将你子二人都关于一个牢房，两人气头过后定然反思。
反思过后，定然会反悔。既然反悔互相告状，则必会为对方求情。
父亲为儿子求情，儿子为父亲求情，这不正是父慈子孝吗？
刑罚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惩处，而是为了规矩。如果不必通过刑罚就能让理应受罚者规矩起来，那又何必使用刑罚呢？
如这对父子，如果能够通过让他俩反思而达到幡然悔悟的目的，又何必惩处两人呢？
父子俩被释放回家，不但将先前隔阂消除了，从此成了当地父慈子孝的典范。因此，两人非常感慨，更对孔子感恩戴德，时时向左邻右舍讲孔子是如何调解这次纠纷的故事。
这事一传十，十传百，百姓们都在传诵孔子不但断案公正，更有智慧，且贴近群众。
孔子的名声更大了，但执政上卿季孙斯却非常不高兴。
季孙斯对孔子的学生冉求道：“孔夫子口上说是一套，实际做又是一套，他不是说过，欲治国家，首推孝礼吗？
那个儿子对父亲不孝，父亲忍无可忍才赴官府告状，按理孔夫子应该斩了那个不孝子，以此典型案例来教育鲁国百姓，鲁国才会上下遵从孝礼。
如今，孔夫子居然释放了那个不孝子，这不是违背孝礼吗？”
冉求将季孙斯的话转告了孔子，孔子长叹一声，对冉求道：“子有，休听那人胡言乱语，他哪里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孝？！
军队打了败仗回来，有杀了士兵问罪的吗？要杀，那也得杀领兵的将军！
孝道，本是人世间最基本的礼数，但在鲁国，一个父亲与他的儿子因家族矛盾，居然向官府提起诉讼，这说明我们鲁国已经不讲最基本的礼数了。
国家治民之道有问题，这能杀百姓吗？要杀，就得杀负责治理的官员！
为师既为大司寇，首先要做的是整顿牢狱，而不是惩处百姓。刑法未向民众公布，礼教未得到推行，怎么可以滥用刑罚？”
季孙斯听闻后，面红耳赤，再也不敢就此事对孔子说三道四了。
礼教未得到推行，怎么可以滥用刑罚？
这就是大司寇孔子的理念，所以，孔子很少动用刑罚，更不用说杀人了。
当然，该杀还是得杀，如前面讲过的，少正卯这样的人必须杀。
但孔子还是一直认为，执法务必重视教化与调解，他一直强调慎用刑罚！
孔子的治国之才，确实得到了整个鲁国的认可！
孔门弟子无不以自己的老师为荣，不少弟子在孔子面前，都表现出了极度的尊重，连一向敢批评孔子的仲由都冲着孔子竖起了大拇指。
孔子严以律己，以礼治民，对国君恭敬，履职严谨认真，鲁定公甚至鲁国三桓都对孔子赞誉有加。
尤其是季孙斯，终于信赖起孔子了。他相信，孔子一定可以帮助季氏家族解决费邑危机。
而孔子则相信，如果能给自己多一些时间，那自己一定可以让整个鲁国焕然一新，人人遵从礼法，社会风气转好，经济必然发展，并带动军事实力的增强。
但这些仅仅是孔子出仕的初步目标，孔子很清楚，鲁国如果一直是君弱臣强的局面，那要实现真正的复兴周礼是天方夜谭！
三桓，才是鲁国衰落的根本原因！
削弱三桓势力，重整公室权力，这才是真正的周礼在鲁国推行之要！
这是孔子隐藏在内心的真正目标，如果不实现鲁国公室的振兴，推行周礼那就是空中楼阁。
孔子相信，只要给自己一些时间，他一定会抓住机会，一步步削弱三桓。如今的三桓，正是力量薄弱期。
不但季氏家族存在费邑之忧，孟氏、叔氏都有着内部隐患。
只要三桓自己乱起来，那自己就可以帮助国君重拾公室威望。季氏的费邑问题，是时候解决了。
如果解决费邑问题，那就可以实现一箭三雕：帮助季氏、削弱三桓、振兴公室！
正当孔子有意提出解决费邑问题时，一个更好的机会来了。
这是三桓之一的叔氏家族提供给孔子的一个大好机会，当然，对叔氏家族来讲，这绝对是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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