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四年一月。
历史上，秦帝国的延续进入到二世三年就戛然而止了。而在本故事中，咱们的胡亥终于把让他不爽的十月开年旧历给扳回到一月，为正月。
得寸进尺，胡亥下诏正月初一为春节，春天的开始嘛。
然后，胡亥又下诏从正月初一的春节到正月十五，全员休沐，各衙只留少量人员轮替值班。至于社会治安问题，各级隶役也采取轮班制，领着县兵们负责。在咸阳，则由卫尉铁壁军负责治安。
正月十五称为元宵节，胡亥把唐末才有的称呼也给拐来了。要不是这年代还没发明纸张，制灯至少要用细麻布，成本偏高，而且胡亥同学暂时还没顾得上，不然他还会把灯节都搬过来。
皇帝总是在这些不重要的事情上下功夫，那些指望皇帝能够在丢失山东后奋起、努力理政乃至勤政的朝臣，再次失去了希望。
本来秦失山东，甚至连三川、南阳这些早为秦土的地方都丢了，民间那些慷慨激昂之士觉得身为秦人，大失颜面，因此在百姓中多少产生了一些躁动。但胡亥密诏韩谈、姚展、禽卑等亲信的内侍头子，选一些合适的内侍从宫中传出流言说，皇帝认为为了山东那些不领情的暴民而让大秦去付出军卒的生命，不值得。加上胡亥让十万将士归农，这些民间的小小异动也在百姓们对皇帝的感恩戴德中渐渐消弭。
三公九卿级别的重臣们可是从来不敢小觑小皇帝的，这几年里皇帝的决断只在他们当中打转，也只有他们才知道小皇帝不是个好糊弄的，而且奇思怪想总是突然就出现。
这不，在正月十六那日的公卿朝议上，皇帝又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军费比例。
国库收入的开支，在那个时代首先就是皇家占比，修宫殿，养宫人，置车马，制玩物，维护皇家奢侈生活，修陵墓等等。
然后是军费，里面包含了军械、军卒粮秣、养马养牛等等。
各级官吏的薪金、退休待遇，官衙建设、维护也是很重要的支出。
还有修造城墙、道路、水渠等等，以及赈灾之类的费用。
官府支出比较固定，在秦汉时期官吏冗员相对也不算高，军费的开支则每年不定，打仗的年份高，不打仗就低一些。
皇家占比则和皇帝的想法有关，大修宫室的始皇帝用钱就狠一点儿，现在这个小皇帝停建宫室减汰宫人内侍，用钱就少多了。
总体来说，这个时代的国库收入与支出，属于量入为出，也就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儿，毕竟主要税收来源是田赋和口赋，皇帝家还有山海池泽税之类的。
咱们的胡亥对于人头税在历史上的弊病一直很警惕，虽然秦末汉初还没有大的门阀，隐匿人口逃税并没有出现，但打一个好基础是很重要的，明朝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和清朝雍正皇帝摊丁入亩都费了很大力气，现在自己做皇帝，门阀未兴，在农耕时代，还是以田土定税弊病最少。
胡亥将皇家少府专收的山海池泽税也丢给计赋府，统一取租赋，统筹使用，皇帝按比例用钱，这对皇家支出也是一种限制。胡亥诏令凡是涉及皇室的支出都由少府收入部分支付，涉及皇室工程所用徭役的供粮也是少府支付，这就限制了皇帝大手大脚耗费国财和民力。这不，胡亥就以这个限制为由，要少府将给自己修陵的事情做计划，分步分期进行，使得建陵墓征发的徭役也控制在一定规模以下。
当然了，在这个时代王权/皇权至上，皇帝下个诏，这种规矩就不如废简。胡亥想的是自己尽力约束自己，让这个规矩成为“祖宗成法”，后面的皇帝们想要破坏时，大臣也有个说法来进谏。
由曹参主导试行的深耕和多季种植上一年已经见到一定成效，春天来了，也可以更大范围的铺开了。现在既然关中暂时不打仗，将一批军卒放归家园田间，关中巴蜀的收成必会有可观的增长。今年九原的降卒屯田估算上已经可以供给秦锐边军粮秣……
真是一个很光明的年份。
李斯曾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前说，当时的粮秣辎重供给，可供两年之用。现在二年多的仗打下来，曹参盘盘库底，发现还够四十万大军再打一年仗。是李斯当时的说法太悲观了？其实不然，之所以还有一年的余力，是因为胡亥缩减宫用加上九原屯田和小范围农耕改革的结果。
因粮产未达到胡亥的想法，所以鼓励兴商也没有全面铺开，但就这样，相关的商税收入也初见规模了。
如此的结果，让公卿们对皇帝的奇思怪想更多了一些信任。
现在，皇帝提出军费占国库支出比例问题要公卿们去考虑，公卿们的脑子又需要扭转一次。
胡亥的意思是，突发战争谁也没法控制，因此仓廪存粮当然需要一个保底的数量。除却这个因素外，每年需要对军费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比例，然后其他收入就能用在鼓励匠作、发展农耕技法、修造道路沟渠等方面，促进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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