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由写了三行：对项目前期工作失察，致使设备安全审查出现重大疏漏；对京州海关缉私局违规扣留事件负有领导责任；自觉能力不足，不宜继续担任组长。
林锐站在桌边，等苏哲看完。
苏哲把辞呈翻过来看了看背面——空白的。又翻回正面，从头到尾再读了一遍。
“什么时候送来的？”
“今早七点半，丁书记的秘书亲自送到办公室的。”
苏哲把辞呈放在桌上，伸手拿过茶杯，喝了一口。茶凉了。
这份辞呈的水平很高。
高在哪里——字面上看，丁家成在自罚。主动担责，姿态放得很低，无论报到省里还是传出去，舆论都站在他这一边。
但实际效果是把苏哲架在火上烤。
批了，等于逼走一个主动配合的市委书记，吃相难看。传到沙瑞金耳朵里，苏哲就是“恃才傲物、排挤同僚”——这顶帽子，比什么指控都致命。
不批，丁家成就有了底气——辞都辞了你不让走，那往后项目出了问题，别再来找我的麻烦。
苏哲把辞呈放进抽屉，没有锁。
“先不动。”
林锐点了下头，退出去了。
这份辞呈在抽屉里躺了三天。
三天里，苏哲没有找丁家成谈过一次话。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照常运转，两个人在走廊里碰过两次面，打了招呼，聊了几句市政的事，谁都没提辞呈的事。
第二天下午，省委组织部长吴春林的电话打到了林锐手机上。
“苏市长最近忙不忙？丁书记那边听说有个情况……”
吴春林没有说出“辞呈”两个字，但意思摆在那儿。
林锐请示了苏哲。苏哲让他回一句话：“正在跟丁书记沟通。”
吴春林那头“嗯”了一声，挂了。
第三天傍晚，六点二十分。
苏哲把手里的预算报告合上，站起来拿了外套。
林锐跟上来：“苏市长，车——”
“不用。我自己去。”
苏哲从办公桌抽屉里拿了车钥匙，走出市政府大院，开了自己那辆黑色帕萨特。
丁家成住在京州老城区建设路的一个老小区里。不是别墅，不是公寓，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的那种砖混结构六层楼房，外墙的瓷砖掉了一半，露出灰扑扑的水泥。
苏哲在单元门口停了车。楼道里没有电梯，他爬到四楼，按了门铃。
开门的是丁家成的妻子，一个五十出头的女人，穿着家常的棉布围裙，头发用一根发夹别着。看到苏哲，愣了一下。
“苏市长？”
“嫂子好。来看看丁书记。”
丁家成的妻子把苏哲让进了客厅。房子不大，三居室，家具都是老式的，沙发的皮面磨出了白茬。客厅墙上挂着一幅字——“谨慎”二字，毛笔写的，笔锋瘦硬。落款是丁家成的父亲，时间是1987年。
丁家成从里屋出来的时候穿着一件灰色的旧毛衣，脚上是一双棉拖鞋。在家里的丁家成和在市委的丁家成完全是两个人——少了那层官场的油光，多了几分居家过日子的疲态。
“坐。”
丁家成指了指沙发。
他妻子沏了壶茶端上来，放在茶几上，看了看两个人，转身进了厨房，把门带上了。
苏哲坐下来，打量了一眼客厅。茶几上放着一副老花镜和一本翻到一半的《资治通鉴》，书脊已经散了，用橡皮筋捆着。
“您的辞呈，我不签。”
苏哲开门见山。
丁家成端着茶杯的手停了一下。他没喝，把杯子搁回茶几上，等着。
苏哲往沙发靠背上靠了靠，把两条腿伸直了。
“丁书记，京州接下来这半年，我一个人扛不住。量产线、市政、基层、维稳——您不在，散架。”
这句话里没有任何政治技巧。不是客套，不是拉拢，就是一句实话。
丁家成低着头，拇指在茶杯的杯沿上来回蹭了两圈。
安静了很长一段时间。窗外老小区里传来有人在遛狗的声音，狗链子哗啦啦响。
“苏市长。”丁家成抬起头，声音比在市委低了半截，“我在京州干了十一年。前十年，说实话，浑浑噩噩——跑项目、搞关系、护短。丁辰的事，根子在我身上。这两个月被你逼着搞光子芯片，我才头一回觉得，当官还能干点真正有价值的事。”
苏哲端着茶杯没动。
丁家成自己笑了一声，笑得干巴巴的。
“你看我像在说场面话？我连自己儿子送进去都没拦，你觉得我还有必要跟你耍心眼？”
这话说得重了。丁辰的事苏哲清楚——恒基建设违规中标被踢出局之后，丁辰身上还有其他问题，纪委那边已经在做初步核查。丁家成没有打过一个电话说情。
苏哲把茶杯放下。
“领导小组的牌子不能拆。您继续当组长。出了事，我扛。”
丁家成看着他，嘴角动了动，最终什么都没说，点了下头。
苏哲站起来，伸出手。丁家成握住了，手劲比苏哲预想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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