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房调换之后，就只是头天上午集合的时候，稍微有些许的混乱，但是很快就进入正轨。
镇北营开门第一板斧卓有成效，新军的气势和面貌，在肉眼可见地飞速进步。
贺鲁将军和府衙也都很配合，按照俊哥儿的要求，各类军需物资和训练新兵的教头，都尽早安排到位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任何人都必须承认，李俊力主教场和马场首先改造完工，推动骑兵和步军的建制尽早分兵完成，再布置各个兵种按自己的归属分配大院，每一步的规划都步步为营。镇北营的新军校尉，真可谓是实至名归，当得此任命。
李俊在新军正式操练的第一天，跟所有的战士约法三章：一是绝对服从命令，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凡违反军令者，必严加惩处；二是对百姓秋毫无犯，不能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这个要求不只是对朔方的百姓如此，对大唐所有的百姓，都要一视同仁，如有违反者，必严惩不贷；三是缴获的一切战利都要如实上交，由最高统领根据所有将士的战功，公平分配战利，任何人不得私藏或私分战利，如有违反者，定斩不饶。
李俊知道，面对这些文盲半文盲，制定太多太细致的规矩，都是白废。不论自己对这支新军有任何期望，都要在未来的日子里，慢慢付出，然后再慢慢得到回报。
所以一上来，要先把最重要的三点讲清楚，先小人后君子，也免得弟兄们以后不好相见。
就拿三个规矩的第一点来说，有些军队战力不高，但匪气颇重，将领没有威信，指挥作战的时候被束手束脚，下面的兵士对将领多阳奉阴违，这就是一支军队的败军之相。
其实，这不能简单地归罪到将领身上，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这支军队先天不足，没有把规矩立在前面。
比如安西名将高仙芝，在安西的时候，随便拉一支自己带出来的骑兵，就可以横扫千里。
可是你看他在安史平乱的时候，带三两万人的军队都力不从心，就是因为他回长安接手的新军，底子没有打好，所以遇战一败涂地，导致一代名将妄送了性命。
除非，这样的军队给将帅足够长的时间，好让他慢慢打磨，上下一心如臂使指，否则的话，短时间内毫无战斗力。
再说第二个规矩。
这个时代的军队，难道就不爱民吗？当然不是了。只不过，他们所爱的民，仅限于本地百姓。
就拿本朝魏博都护府的牙兵来说，拉出去外地作战，实力拉胯地要命。但是一旦在本地打防守战，牙兵各个悍不畏死，勇往直前。
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军队，无论是府兵制还是募兵制的军队，多是本地百姓的子弟兵。这就造成了让他们出去作战动力不足，但是在本地守家护土，就各个争先了。
而这个时代对军队的约束力普遍不高，在外地作战的时候，多会滋扰当地百姓。甚至假借征讨叛逆，实则对当地百姓大肆劫掠，乃至屠城的惨剧时有发生。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安史之乱的时候，同为大唐军队的范阳铁军，占了长安城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直至把世上最为繁华的城市，变成了人间的炼狱。
李俊的经历和记忆告诉他，这样治军是不对的，绝对不会长治久安的，绝对不可能在乱世中，得到天下百姓的拥护。
所以，他要求全军对大唐的百姓秋毫无犯，这是这支新军第二重要的事情。
那么，杀出大唐以后又该如何？又该如何对待大唐以外的百姓呢？
李俊心里早有答案：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就这么简单。
最后说第三个规矩，战利的上缴与分配。
正所谓亲兄弟明算账，放在军队里更是如此。
说太多也说不明白，但是举个例子一下就能讲清楚：假设，某支军队要打一次攻城战。谁都知道，最早登上城墙和最早攻破城门的队伍，功劳一定是最大的。但是相应的，他们的损失也是最惨重的，甚至城破了，但最先攻上城头的战士，却早已都战死了。而留在最后上场的队伍，也就是付出代价最小的队伍，反倒可以压轴进城，肆意抢掠，金银器皿拿到手软。
如果，战后对军功战利，没有得到合理的分配，任由各个队伍各凭本事各抢各的。那下次再攻城的时候，谁愿意打头阵？谁不想留到最后拣现成的？
打仗的时候，将士们热血上头，自然顾不上想太多。可是一旦打完仗了，或是刚攻破城，敌人随时可能会杀个回马枪。可各个队伍却都已经争先恐后地开抢，那后年的仗还怎么打？
注定是个失败。
这一点，历史上众多的农民起义，最后往往都败在了这个问题上面。
一旦军功战利分配不公，长此以往，士兵作战便不会每战争先。勇于牺牲就变成了犯傻，偷奸耍滑反倒成了机敏，长此以往，必将导致战力严重受损。
而李俊上次的草原之行，所获战利银钱，都会公正地分配到每一个队员身上，就连金山汪平两支队伍，也都能得到相应的奖赏和补偿，俊哥儿自然就会得到所有人的拥护和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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