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所以有智慧的人会选择坚守敦厚、朴实的本质，而摒弃那些浅薄、浮华的东西。就如同那些专注于科研、默默奉献的科学家们，他们不为名利，一心追求真理和知识的本质，他们就是“处其实，不居其华”的典范。
总之，帛书版《道德经》第三十八章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让我们在追求道德和价值的道路上，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和观念，回归到“道”的本质，追求内心的真诚、善良与自然。
帛书版《道德经》第三十八章的译文：
“具有上乘品德的人，不刻意表现自己的品德，所以才真正具有品德；下乘品德的人，生怕失去品德，刻意去表现，所以实际上没有品德。”
比如在三国时期，刘备以仁德闻名。他的仁德并非是为了作秀或者获取名声，而是发自内心地关爱百姓、礼贤下士，这便是“上德”。相反，吕布虽武艺高强，但他的品德表现常常是出于利益考量，为了生存和权力不断背叛，这种刻意表现出来的“品德”，实则是“下德”，最终也导致了他的失败。
“具有上乘品德的人，顺应自然去做事，没有什么目的；下乘品德的人，刻意去做事，有一定的目的。”
“上仁”的人出于真心自然地去施予仁爱，没有其他企图；“上义”的人去做事是为了履行道义，带有一定的目的。
在古代，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他的出发点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和百姓的福祉，不为个人私利，这种真心为天下的行为是“上仁”。而一些侠客为了报答恩情或者维护江湖义气，有时会参与一些争斗，这种行为虽有其正义性，但往往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和功利性，可视为“上义”。
“推崇礼仪的人去推行礼仪，如果没有人响应，就会挽起袖子强迫别人执行。”
在某些朝代，统治者为了强化统治，制定了繁琐的礼仪制度，并强制臣民遵守。如果有人不遵守，就会受到惩罚。这种过度依赖礼仪来维持秩序的做法，往往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所以，失去了‘道’，才讲‘德’；失去了‘德’，才讲‘仁’；失去了‘仁’，才讲‘义’；失去了‘义’，才讲‘礼’。礼仪制度，是忠信不足的产物，也是社会混乱的开端。所谓的先知先觉，只是‘道’的虚华表现，是愚昧的开始。”
当社会的道德水准逐渐下滑，人们不再遵循自然之道，才需要用各种道德规范、仁爱观念、义理准则和礼仪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例如，在商业社会中，如果商家们都能坚守诚信经营的“道”，就不需要用各种合同、法律来约束彼此的行为。然而，当一些商家失去了诚信，为了追求利益不择手段，就需要用法律合同等手段来保障交易的公平和安全。
“因此，大丈夫立身敦厚，不居于浅薄；存心朴实，不居于虚华。所以要舍弃浅薄虚华，采取敦厚朴实。”
在现实生活中，袁隆平院士一生专注于杂交水稻研究，不为名利所动，一心只为解决全球粮食问题，他的行为就是立身敦厚、存心朴实的体现。而那些为了追求短期利益、不择手段、弄虚作假的人，就是居于浅薄虚华，最终也难以取得真正的成功和成就。
帛书版《道德经》第三十八章白话文：
最高层次的“德”，不刻意去追求“德”的形式和表现，反而真正具备了“德”；较低层次的“德”，生怕失去“德”的表现形式，所以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德”。
比如，孔子的学生子路，在早期为了表现自己的勇敢和正义，刻意去做一些见义勇为的事情，虽然行为看起来是有“德”的表现，但这种刻意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认可和赞扬，其实还处于“下德”的层次。而孔子一生致力于教育和传播仁爱思想，并非为了外在的名誉和利益，而是出于对社会和人类的关怀，这就是“上德”，是真正发自内心、自然而然的德行。
具有“上德”的人，顺应自然规律做事，没有什么功利性的目的和想法；“下德”的人，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有所作为。
“上仁”的人去做事情，也是发自内心的自觉，没有功利性的目的；“上义”的人做事是为了履行义务、承担责任等，是有目的的行为。
在战争时期，许多革命先烈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的付出和奉献是出于内心的仁爱和对国家民族的深情，这是“上仁”。而有些人为了朋友之间的义气，帮朋友打架斗殴，虽然也有“义”的行为，但这种“义”是为了满足朋友之间的情感或者其他目的，属于“上义”中有目的的行为。
推崇“礼”的人，如果推行“礼”却没有人响应，就会挽起袖子强迫别人去做。
古代的一些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制定了严格的等级礼仪制度。当百姓没有按照这些礼仪制度去做的时候，统治者就会用强制的手段去逼迫百姓遵守，这种“礼”已经偏离了它原本的意义，成为了统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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