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认为，仆固怀恩提出分封河北诸镇的建议时，可能是出于“恐贼平宠衰”的考虑——即担心安史之乱平定后，随着战事结束和局势稳定，他的功绩和重要性会被逐渐淡忘，从而导致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下降。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他希望通过分封来建立自己的党羽和支持。
李豫历经多年的战乱之苦，极度渴望和平与稳定。因此同意了仆固怀恩的建议，希望借此避免更多的冲突和动荡，使百姓能够过上安宁的生活。然而，这一决定虽然短期内带来了稳定，但却开启了唐代藩镇割据的先河，为后来的政治分裂埋下了隐患。李豫在追求即时和平的过程中，未能充分预见这一决策对中央权威的长远影响，最终导致地方势力逐渐坐大，削弱了中央集权。
应对田承嗣的挑战
安史之乱后，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行为逐渐显露出其野心和对抗朝廷的意图。他在魏博立祠堂，尊奉安禄山、史思明为“四圣”，并向朝廷要求担任宰相，这一举动明显是对中央权威的挑衅。面对田承嗣的挑战，李豫选择了妥协：他派内侍孙知古暗示田承嗣拆毁祠堂，并加授田承嗣为平章事以安抚他。大历十年（775年），田承嗣唆使昭义镇作乱，攻占相州，并暗杀卫州刺史薛雄。李豫曾试图通过调发其他藩镇的力量来征讨田承嗣，但当军事形势对朝廷不利时，田承嗣上表谢罪，李豫最终选择赦免他的罪行，以此换取暂时的和平。
这种姑息态度不仅未能有效遏制田承嗣的势力，反而助长了他的气焰。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李豫统治末期，河北三镇——魏博、成德和幽州（卢龙）——的割据局面基本形成，地方势力日益强大，中央权威则相应削弱。李豫在处理这些藩镇问题上的妥协与软弱，成为唐朝后期中央政权逐渐失去对地方控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为后来的政治分裂埋下了伏笔。
后世学者的不同看法
樊文礼指出，李豫并非一味姑息。初期受制于吐蕃压力，被迫迁就；中期以后，随着外部形势改善，他对哥舒晃、田承嗣、李灵曜等采取军事行动，并通过制度手段打压藩镇。大历后期，唐廷与幽州维持密切关系，一度取得昭义军归顺，但由于地缘政治结构复杂，未能彻底解决藩镇问题。
郭子仪总结道：“自兵兴以来，方镇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从之。”这些藩镇互相联结，一切事务自决，虽奉事朝廷却不用其法令。河北三镇“虽在中国名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焉”。综上，唐代宗在处理藩镇问题上的策略既有妥协也有对抗，反映了当时复杂的内外环境，揭示了唐朝中央权威逐渐式微的趋势，对中晚唐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不过关于唐代宗李豫对待藩镇的态度，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学者指出，代宗并非对藩镇采取简单的姑息政策。樊文礼在其研究中提出，李豫在位初期由于面临吐蕃的边境压力，确实不得不暂时迁就藩镇以稳定内部；但随着外部形势逐渐好转，他开始积极应对藩镇问题。
例如，针对哥舒晃、田承嗣和李灵曜等地方势力，李豫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并通过限制藩镇兵力、废除诸州团练守捉使、以及颁布敕令禁止藩帅擅自任命属州刺史等措施来打压藩镇权力。
此外，有关河朔地区的藩镇，有学者认为，在大历后期，中央政府与幽州之间的关系相对紧密，甚至一度获得了昭义军的归顺。但是由于复杂的地缘政治结构影响，这一努力未能完全成功实现对所有藩镇的有效控制。特别是经过田承嗣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已趋于稳定，并且形成了一个自治程度较高的地方政权体系。这些观点强调了唐代宗在处理藩镇问题上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表明他在不同阶段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政策方向，展现了其较为灵活的政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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