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汧城之战
贞元二年（786年），吐蕃大相尚结赞率军入侵。李晟派部将王佖在汧城设伏，大败吐蕃军，几乎生擒尚结赞。同年十月，李晟再次派遣猛将野诗良辅和王佖率领步骑五千出击，击败吐蕃军两万，攻克摧砂堡，并斩杀其将领扈屈律悉蒙。同时，河东节度使马燧成功降服了河曲六胡州，进一步巩固了边境安全。
3.持续的反击战
贞元四年（788年）：吐蕃军二万入侵清溪关，一万攻东蛮。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命令韦晋镇守要冲城，督诸军防御，巂州经略使刘朝彩等出关连战，大破吐蕃军。
贞元五年（789年）：吐蕃军三万侵犯宁州（今甘肃宁县），金吾将军高崇文率三千甲士解救，于佛堂原大破吐蕃，敌军阵亡过半。同年底，韦皋派部将王有道率军大破东蛮、两林蛮及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使，吐蕃军损失惨重。数年后，韦皋收复巂州，进一步稳定了西南边疆。
贞元八年（792年）：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芳州击败吐蕃，攻取黑水堡，增强了对西陲的控制。贞元九年（793年）：李适下令邠宁庆副元帅浑瑊与灵盐节度使杜希全等重修盐州（今宁夏盐池县北）城，经过两年时间完工。此举使得灵武、银夏、河西地区稍安，吐蕃不敢深入。
设立云南安抚使，强化边防建设
为了安定西南边陲，贞元十一年（795年）九月，唐朝设立了云南安抚使一职，由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兼任，并在南诏境内屯戍军队，这一举动加强了对该地区的管理和防御。此外，贞元十三年（797年），邠宁节度使杨朝晟在边境要地修筑方渠、合道、木波三城，并在马岭（今甘肃环县）筑城，开辟了三百里的新领土，显着增强了边境防御能力。
后期的重大胜利
贞元十六年（800年）：吐蕃进攻灵州时遭遇失败，兵败乌兰桥。韦皋则趁势攻占了吐蕃末恭、颙二城，进一步扩大了唐朝的控制范围。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801年—802年）：在维州之战和渡泸之役中，唐军大破吐蕃军十万，生擒吐蕃大相论莽热，并成功招降了部分黑衣大食及康国军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通过这些连续不断的军事行动，唐德宗李适不仅有效抵御了吐蕃和南诏的侵扰，同时也逐步恢复并扩展了唐朝在西南和西北边陲的影响力。他的边疆政策和军事指挥能力展现了唐朝中央政府的决心和实力，为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胜利不仅巩固了唐朝的边疆，也彰显了李适时期朝廷对外来威胁的有效应对能力。
推行“两税法”
在唐代中期，为了整治税收体系的混乱状况，增强国家财政实力，并应对地方藩镇的军事支出问题，唐德宗于建中元年（780年）采纳了宰相杨炎的建议，正式实施了“两税法”。这项改革措施将原本繁杂无序的税制简化为夏、秋两次征税，明确了税收规定，使得唐王朝的财政制度更为规范和透明。两税法的推行带来了显着的进步与成效。《旧唐书·杨炎传》记载，此政策“使天下便利，人民不再因户籍束缚而受限，土地得以稳定；赋税未增却增加了国库收入；无需更新户籍即可掌握实际情况；贪官污吏难以从中牟利”，从而确立了朝廷对经济资源分配的主导权。
相较于之前的租庸调制，两税法强调以资产价值作为征税依据，而非单纯依赖人口数量，即“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这一转变意味着拥有较少资产的人群承担较少税负，而资产较多者则需缴纳更多税款，从而改善了贫富之间赋税负担的不公平现象。同时，贵族、官员以及商人群体也被纳入纳税范围，进一步扩大了税基，有效提升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税制改革，两税法不仅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其理念与实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历代税制改革的重要参考。
后期挑战与政策调整
“奉天之难”后，唐德宗李适的统治策略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他开始委任宦官为禁军统帅，并在全国范围内增收间架税、茶叶税等杂税，这些措施导致了民怨日深。
榷酒制度
建中元年（780年），即两税法实施不久后，朝廷开始实行榷酒制度，确立了对酒类销售的官方垄断。除京都长安外，全国范围内禁止私人酿酒，改为官酿专卖，各地根据粮食价格不同，每斛酒征收二千至三千文钱。贞元二年（786年）又进一步规定，在京城及其周边地区严格禁止私酿，而其他地方允许售酒但需缴纳相当于售价一半的税款。同时，朝廷还在淮南、忠武、宣武和河东等地实行了对酒曲的专利控制。
茶税的引入
唐朝早期，茶如同盐和酒一样并未征税。然而到了唐德宗时期，随着两税法的实施，朝廷开始对茶进行征税。建中四年（783年），根据户部侍郎赵赞提议，对茶、漆、竹、木等商品开征10%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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