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宗平常喜好打猎和参加宴会，还时常与武士角力，并允许五坊小儿自由出入宫禁。一日，他前往问候祖母郭太皇太后（即懿安皇后），并向她请教如何才能成为一位盛德天子。郭太皇太后回答说：“对于谏臣的奏章应当仔细的阅读，认为可行的就采纳；若有不妥之处，可以咨询下宰相的意见。不应拒绝直言，也不要听信谗言，要以忠良之士为心腹。如此，方能成为盛德天子。”武宗听后恭敬地再拜致谢。回到宫中后，他开始认真审阅大臣们的谏章，发现许多谏章都在劝他不要过度游猎。从那以后，武宗便减少了出去打猎的次数，五坊小儿与角力武士等人也不再频繁获得丰厚赏赐。
另有一次，李炎前往泾阳县围猎。不久后，谏议大夫高少逸和郑朗在紫宸殿进谏说：“陛下近来游猎逐渐频繁，且远离京城，早出晚归，荒废了朝政。”李武宗闻言脸色一变，立即承认错误。等到高少逸等人退出后，他对宰相们表示：“朝廷设置谏官的目的，就是让他们直言朝政得失，朕愿意常常听到这样的声音。”李德裕等宰相齐声祝贺。数日后，武宗擢拔了高少逸为给事中，郑朗为左谏议大夫，以此表彰他们的直谏精神。
早在藩王时期，李炎便对道教产生了浓厚兴趣，致力于“道术修摄之事”。即位后，他迅速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宫，在三殿修建金箓道场，并亲自前往三殿，在九天坛接受法箓。尽管有臣下上疏劝谏，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信仰活动，将谏言置之一旁。这种对道教的虔诚信仰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精神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宫廷文化的一部分。然而，这也显示出他在某些政策上的固执，即便面对合理的建议，也未能完全采纳。
会昌中兴时期
1.收服藩镇
会昌元年（841年）九月，卢龙军发生兵变，牙将陈行泰谋害了节度使史元忠，并自立为留后。不久之后，卢龙军中的士卒又转而剿灭陈行泰，拥立另一位牙将张绛为主。面对这一混乱局面，武宗听取了宰相李德裕的建议，采取了沉稳的态度，不轻易授予节钺以示承认。经过慎重考虑，最终选择了恭顺朝命的雄武军使张仲武，成功平定了卢龙军的叛乱。
会昌三年（843年）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离世，其侄子刘稹意图割据一方，拒绝遵从朝廷指令。面对这一挑战，武宗与李德裕力排众议，果断决定派兵征讨。这次军事行动不仅展现了君臣之间的默契合作，也彰显了唐武宗在处理复杂政治局势时的决断力和智慧，最终成功平定了昭义的叛乱。
由于泽潞地区的平定，李炎的统治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会昌五年（845年）正月，群臣为了表彰武宗皇帝在平定内乱方面的卓越成就，上尊号为“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皇帝”。这一尊号不仅是对唐武宗李炎个人德行与能力的高度认可，也是对他治理国家所取得成绩的象征性肯定。
2.大破回鹘
会昌二年，面对回鹘的南侵威胁，朝廷迅速作出了反应。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奉诏出征讨击，取得了重大胜利，大破回鹘军，剿灭和俘虏了近九万人敌兵。张仲武又派遣部队乘胜追击，深入契丹和奚两部，成功击败回鹘监使，从而恢复了唐朝对这两个部落的管辖权。
同年八月，朝廷组织三路大军，展开北伐回鹘的军事行动（即对回鹘乌介可汗之战）。经过数月激战，至会昌三年（843年）二月，将军石雄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败了回鹘军队。乌介可汗负伤后远遁西域，这一战使得唐朝北部边境获得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安宁。此外，会昌年间，黠戛斯也向唐朝称臣，进一步巩固了唐王朝在北方的影响力。
3.开源、节流
会昌五年（845年），鉴于佛教势力的不断膨胀，以及唐武宗宠信的道士赵归真、刘元靖等人的劝说，唐武宗决定推行大规模的反佛教政策。他颁布诏书，下令拆毁佛寺，并命令26万余名僧尼还俗，同时没收了约15万名寺院奴婢及大量寺院土地。这次“会昌法难”不仅扩大了唐朝政府的税源，巩固了中央集权，也对佛教的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尽管这一举措在短期内为国家财政带来了显着的好处，但在拆毁寺院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不小的经济损失。特别是当唐懿宗继位后恢复佛教政策，使得之前的努力付诸东流，给政府带来了难以估量的额外损失。
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李德裕采取了一系列节流措施。会昌四年（844年）他大刀阔斧地裁撤冗官，一次性减少了两千多名官员职位，大幅度缩减了朝政开支。这些改革措施不仅有效的控制了行政成本，也为唐朝中后期的相对稳定奠定了基础。这段时期，唐朝经历了较为平稳的发展，史学家称之为“会昌中兴”。通过一系列有力的政策调整和改革，唐武宗及其朝臣们成功应对了内忧外患，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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