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府，近郊。
北宋，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
一个青年人骑着高头大马，徐徐走在官道上。
青年面颊清癯，虽因赶路略显疲惫，眼睛却是炯炯有神，内穿墨蓝直裰，外面披了白色氅衣，头上则包着纶巾，浑身上下散发着超然物外的豁达。
离青年不远，还有一个骑马少年，似是书童，马背驮着行囊，跟在青年身后缓缓而行。
“高俅，快来看，咱们回来汴京了。”
青年“吁”了一声，勒住缰绳。
那叫高俅的少年书童急忙用双腿夹了夹马腹，来到青年身边。
“先生，一转眼，您去杭州任通判已满三载，此番回京述职，想必官家定会将您留京任用。”
被少年书童称为先生的，正是名动天下的三苏之一，苏轼。
此时，苏轼还没有被贬黄州，六年后（1080年）他才会开始自称“东坡居士”。
而眼下这位尚不起眼的小书童，乃是历史上因善蹴鞠获宠于宋徽宗赵佶的高太尉，也因为是《水浒传》中的主要反派人物而广为人知。
不过，此时的高俅，为人乖巧，擅长抄抄写写，还是苏轼的小史（小秘书一类的角色）。
高俅原本是东京开封府的破落户，因事遭发配，后逢大赦回到东京，机缘巧合下，进入苏轼府邸，后来被苏轼举荐给驸马都尉王诜，通过王诜得以结识端王赵佶，从此依附端王，平步青云。
熙宁七年春，天大旱，久不雨。
苏轼在杭州治旱，开沟渠，筑堤坝，引西湖水灌溉农田，成绩斐然，又开仓放粮，救了不少灾民。
此番杭州通判任满，苏轼是来回京述职的。
听到高俅说官家会留他在京，苏轼苦笑着摇头，内心并未升起多少波澜。
自熙宁二年，王安石开展变法以来，朝廷上下迅速形成新旧两党。
苏轼是既不赞成旧党因循守旧、裹足不前，也不赞成新党贪功冒进、急于求成。
结果就是，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都没有苏轼容身之处。
苏轼也乐得不朋不党，自成一派。
他不是没有向官家陈述过自己的主张。
相反，苏轼先后作《上皇帝书》、《再上皇帝书》，表达对新法的反对。
苏轼的主张，更倾向于徐徐浸润，而非大刀阔斧。在苏轼看来，国家如久病体弱之人，只能逐步调理，决不可施以悍药毒石。
显然，他的这番论调，两边都不讨好。
旧党要不变，新党要速变，而苏轼的渐变被夹在中间，这让很多人都认为苏轼想当墙头草，没有定心。
君子无定心，与草芥何异？
北宋官家赵顼，彼时刚亲政，正是年轻气盛之际。苏轼徐徐图之的思想，自然无法满足皇帝中兴大宋的迫切愿望。
熙宁二年，王安石准备改科举、办学校，苏轼坚决反对，并写下《议学校贡举状》，这让王安石大为恼火。
熙宁四年，因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苏轼遭到御史谢景温弹劾过失，自请出京，被授为杭州通判，一走就是三年。
按照原本的历史，今年秋，苏轼将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
不过，系统的到来，让这个世界原本的时间线开始发生变化。
苏轼正要往汴京而去，忽闻脑海中有一怪声响起，那声音自称是什么古人招聘系统，特聘他前往九百五十年后的后世，担任一所学校的大厨老师。
被宋仁宗称赞为宰相之才的苏轼，惊诧之下，差点笑“死”。
因为系统告诉他，在后人眼里，没人比苏东坡更懂吃货。
苏轼心道，这苏东坡又是什么人物，和他一个姓也就罢了，竟然比他还爱吃。苏轼正要不服，没想到，系统又说了，他就是未来世人口中的苏东坡。
得知另外几位将要一同前往后世的人之后，苏轼神色肃然。
来不及对高俅再多说什么，苏轼当即策马扬鞭，往繁华的东京疾驰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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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
汴京。大宋皇城，垂拱殿。
阳光透过宫殿偌大的窗户，在空旷的大殿地面上投射下一片斑驳的光影。
坐在龙椅上的年轻人，名叫赵顼，正是大宋第六位皇帝，也即当今官家。
自从十九岁登基亲政，八年来，赵顼一日不敢懈怠。
每天几乎都是鸡鸣起床，夜半休息，风雨无阻，可即便如此，也还是有处理不完的政务。
过去六年，因重用王安石变法，许多旧党元老大臣很不认同赵顼的做法，辞官的辞官，乞骸骨的乞骸骨，外放的外放。
赵顼本以为扫清这些顽固派，变法就会更容易些。
没想到，坚持了六年，换来的却是一日比一日疲累，但赵顼不想放弃。
毕竟，赵顼立志要做中兴之主。大宋，一定要在他的治下，覆灭西夏，夺回燕云，实现天下一统。
只是，掣肘实在是太多了。
不仅仅是旧党，就连太皇太后、太后乃至皇后，也都不支持赵顼变更祖宗之法。尤其是赵顼生母高太后，对赵顼重用王安石十分不满，甚至与赵顼祖母曹太后一起哭诉“王安石乱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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