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的历史学者有很多都将宋夏好水川一战的战败结果归咎于任福，这些人说任福不该去追击那股西夏败兵，如此也就不会掉进李元昊的陷阱，更不会有好水川之败。然而，这种说法和观点请恕我个人严重不敢苟同，而且这种说法也实在是让我难以理解。任福的行为确实属于违抗帅令擅自改变行军路线，但即使他不去追击那股西夏的败兵也同样会在羊牧隆城遭遇李元昊提前埋伏于此的十万大军。换言之，任福所部左右都是个死，除非他能一直待在镇戎军里不出来，除非韩琦给他的那个设伏地点不是羊牧隆城。
在战前将自己的真实军事意图公之于众，这是任何一个蠢人都不会做的事，可李元昊这样做了，这明显就是暗藏玄机，但韩琦却深信不疑，于是他调动镇戎军的全部兵力准备去踹李元昊的屁股。韩琦以为自己这一招是精妙绝伦，可他不知道自己就此中了李元昊的圈套。
以上种种不是为了要说李元昊有多么伟大和神机妙算，只是想说好水川之战看似是任福的责任，实际上发号施令的韩琦才是宋军此战战败的第一责任人。然而，可耻的大宋文官集团在战后总结和追责时却将任福定为背锅侠，还白纸黑字地说战后从任福的身上搜出了韩琦的那道不可擅自改变行军路线的戒令，如此便将所有的责任都给推到了身为武将的任福头上，而作为文官的韩琦则因此而成功洗白。
做这事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陕西的军政一把手夏竦。他在写给赵祯的战报里将此战的责任全都推给了已经为国殉难的任福，而证据就是他派人从任福身上找到的那道韩琦的军令。赞同夏竦这种说法的人大有人在，赵祯赞同，宋朝的两府高官也赞同，就连范仲淹在战后也认为任福的不听帅令是此战大败的根源。
夏竦为何要这样做？因为韩琦一旦被定罪，他身为韩琦的顶头上司自然也难逃其责。为了脱罪或是减轻责罚，夏竦此举可谓无耻至极。可是，其他人——那些比我们聪明、比我们有见识的所谓仁君和名臣为何也默认了夏竦的这种说辞？说白了，这些人其实就是在抱团取暖而已。请问：夏竦和韩琦是谁派到前线去的？范仲淹和韩琦又是什么关系？这些人其实都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另外，请大家再思考一个问题，任福作为宋军的主将且是当场战死，杀死他的那个西夏人岂能不知这是一件天大的战功和军功，即便他是扛着任福的尸体去向李元昊请功也照样会得到重赏，西夏人也定然会对战甲异于其他宋军将士的任福来个大搜身甚至是会扒掉他的战甲以示庆贺或者荣耀。所以，夏竦在战后怎么可能还会从任福身上找到韩琦的那道将令？他甚至都有可能连任福的一根毛都找不到！
除了以上的原因之外，好水川之战之所以在正统的史料里没让韩琦背锅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韩琦后来位列大宋的宰相，宋英宗和宋神宗父子俩更是因为韩琦对英宗皇帝的拥戴之功而将其奉为天大的恩人，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其人生怎能拥有如此巨大的污点呢？为尊者讳——这自古以来就是儒家的传统美德！令人恶心呕吐的美德！懦夫半推半就但最后还是坦然受之的美德！
事实证明，李元昊在战前所宣称的攻打渭州只是他在比战里所释放出来的一个烟幕弹，而韩琦这个战场上的菜鸟终究还是被久历战阵的李元昊给玩得不知东西南北。战后，韩琦虽然很快就上表请罪，其言辞更是发自肺腑般地深自愧责，但真正让他感受到锥心之痛的事还得是他在战前所紧急招募的那将近一万人的本地乡勇的家属在战后对他的一番公开责问。
好水川之战，宋朝的西北禁军战死近一万人，另一半阵亡的那一万人正是韩琦在泾原路所招募的当地义勇这些人。战后，这些义勇的家属披麻戴孝哭作一团，一些老人更是直接拉住韩琦的衣襟泣不成声地哭诉道：“韩大人，我儿随你出征，你回来了，我儿又在哪里啊？”
面对此情此景，韩琦愧色难当却也无言以对，只能是情难自制地任由自己的两行男儿泪在面颊上滚滚而流。或许有人会觉得战争本就有伤亡，这些人如此责问韩琦显得很是无理取闹，可韩琦如果真的是个聪明人就应该知道他确实应该承受这般责难。身为主帅，打赢了功劳属于我，打败了责任在下属，韩琦再怎么说也还不至于如此的厚颜无耻。再者说，是他亲自将设伏的地点选在了羊牧隆城，而宋军也正是在这里被歼灭殆尽，这其中他应该罪责几何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夏竦可以不要脸，但他韩琦还没那么无耻——那是两万条人命啊！
韩琦的痛苦所衬托出的当然是李元昊的志得意满。击杀宋军近两万人，泾原路的宋军名将几乎被杀殆尽，这一战李元昊取得了比延州之战更大的成果。诚然，两万宋军英勇战死同样也让西夏人损失惨重，其死伤的人数甚至远超宋军，但这一战无论怎么说都是西夏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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