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1044年辽夏河曲之战开始到此时的公元1053年，辽国和西夏之间反目成仇为期将近十年，这十年双方的相互攻伐让两者的国力都大为受损。西夏倒还好说，他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大不了又重回土匪抢劫的时代，可辽国就惨了。这几十年来，无论是宋朝还是高丽，再加上后来的西夏，辽国尽管气势汹汹但最终却没能摆平这三者中的任何一个。
毫不夸张地说，辽夏战争让辽国从此从巅峰跌落，曾经的东亚第一军事强国如今不过是一副在吃老本的骨架子而已。另外，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辽国上层也渐渐失去了游牧民族那种尚武之风，辽国最终也走入了历代中原王朝的老路——盛极而衰继而亡。
至于西夏，它通过和宋朝与辽国的战争彻底奠定了东亚地区三足鼎立的局面，从此深深地扎根于西北并在此后长达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一直屹立不倒。三国之中，他的国力是最弱的，地盘也是最小的，但辽国和北宋都先于它灭亡。尽管它险些被辽国灭国，后来在神宗和哲宗年间它也险些被宋朝灭国，但最后它都挺过来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更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天命。
辽国和西夏在前后为期十年的战争里打得是血肉横飞，对宋朝来说这十年却是又一段长久和平岁月的开端，但国无外患必有内忧。外部的和平并不意味着宋朝内部就很和谐，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外部的危机和战争反而能让内部变得空前团结。
人类社会其实就是一部彼此间不断地进行各种争斗的历史，有外敌就举国同仇，歌舞升平年代则是自身内部的各种阴谋算计和你死我活。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所身处的这个社会其实也是因为争斗才得以发展和进步。这就类似于大自然的物竞天择，弱者去死，强者得活，如此反复，生生不息。
之所以发出这番感慨就是想说宋朝在没有外患的这段时间里正是处于这样的一个内斗不止的状态。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王拱辰、贾昌朝，陈执中、文彦博，当宋朝的边境不再狼烟四起，这些大宋的文官们便成为了整个帝国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只不过，他们之间的大戏都没有剧本，而是现场直播，而且他们之间的大戏并不是为了要演戏，而就是为了把对方给赶下去以便让自己成为主角。于是乎，这个舞台上的人如走马灯似的不断变换。
说到内斗，除了那些躲在幕后的高人之外，我们最不能忽视的就是宋朝的那帮由御史和谏官组成的言官。宋朝的言官在历史上便是以敢说话而着称，只要把他们给惹火了，别说是什么宰相或枢密使，就连皇帝他们都敢说，甚至敢骂。他们当中确实有人完全是出于自己的一片公心和忠心才要跟他们眼中的奸邪斗争到底，但也不排除这里面有人被别人当成了枪使，更有人为求上位而主动甘为某些人手里的鹰犬。
在整个宋朝长达三百多年的历史长河里，言官一直都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几乎每件国家大事里都有他们的身影，甚至他们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连当时的宰相都比之不及，原因就在于他们太能说也太敢说。反正言者无罪，反正最大的惩罚也不过就是贬出京城去外地当父母官，几年后再又被重新起用，而且这样还能青史留名，这买卖简直就是稳赚不赔。
造成这种局面和现象的“罪魁祸首”自然就是传说中立下了“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这种祖宗家法的太祖皇帝赵匡胤，据说这条皇家的家法就是赵匡胤专门为言官这帮家伙而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澄清大宋的吏治并让包括皇帝在内的大宋高层都时刻处在道德君子们的严厉监管之下。这无异于就是言官的一道保命符，除此之外他们手里还有一面大纛。
大宋的开国宰相赵普曾经在赵匡胤的面前说过一句话：天地之间唯礼法最大。这句话可谓是被宋朝的一代又一代文官给当成了为官一生的格言，而后这句话更是成为了他们的精神大纛，他们正是举着这面大旗上斥昏君下责奸佞。寇准敢于把赵光义拉回到椅子上继续听他奏事，包拯情绪激动时可以把口水都喷到赵祯的脸上，这事要是发生在别的朝代能想象吗？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生存土壤，所以跋扈嚣张的文官（言官）才会在宋朝肆无忌惮地野蛮生长。
范仲淹和孔道辅在吕夷简当政时期的无所畏惧，欧阳修在庆历新政时期的摇旗呐喊，再往后便是敢于直言乃至是犯颜以谏的何郯，这些人都让赵祯和他的两府大臣们吃尽了苦头。在何郯之后，这根交接棒被传递到了一个在后世被广为传颂的大名人手里，这人便是鼎鼎大名的包拯。
关于包拯，他在民间近乎于是一个被无限神话的人物。一提到他，我们的脑子里恐怕就只有一种形象，那便是开封知府包大人坐在大堂上一脸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之色。可是，在包拯的整个官宦生涯里他在开封知府这个位置上仅仅只待了一年半的时间，他能够青史留名并不是因为他断案入神，而是他身为言官时的频频大出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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