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十年（1077），知彭州（今四川彭县）吕陶多次上书朝廷，猛烈抨击李杞、刘佐等人对蜀茶法的改革，李杞、刘佐、蒲宗闵等人被贬官。宋神宗又任命李稷为三司判官，继续经营蜀茶改革。李稷着重改革茶场司机构，选派清正廉洁的官员为茶场司官僚，大力整顿吏治，同时声明茶场司工作各州县地方官不得横加干预，还调整茶叶收购价格，由于茶叶价格起伏不定，李稷下令取其中价，然后规定每年所收购茶叶数量，对完成定额的官吏进行奖励，否则要受到惩罚。同时，李稷和蒲宗闵还上书朝廷，建议严禁将南方茶叶运往陕西地区出售。至元佑元年（1086），侍御史刘挚上书朝廷，弹劾李稷、蒲宗闵等人，废除了他们的改革措施。
熙宁七年（1074）三月，宋神宗对执政大臣说政府征收免行钱太多，致使行户怨声载道。王安石针对宋神宗的这种心理状态，具体陈述了征收免行钱的情况。他认为，免行钱完全是由行户自愿交纳的，如果行户不乐意，可以依然承担原来供应官府物资的任务，执行免行法的官员并未强迫行户交纳免行钱。于是宋神宗道出了真实意图，说内廷的宦官、皇后、妃子们都指责免行法有弊无益。王安石则劝谏宋神宗吸取唐朝宦官专权误国的历史教训，不要偏听偏信。其后，翰林学士承旨韩维竭力攻击免行法的弊端。针对韩维的诘难，详定行户利害所又向中央呈交了详细的汇报材料，陈述了免行法对大多数行户有利的事实，认为免行钱可以解决开封府吏人俸禄问题，而且在执行免行法过程中并无违法现象。通过调查，只有糠米等少数几行才不愿交纳免行钱，其他都愿意依旧供应官府衙门。因而宋神宗打消了顾虑，支持了详定行户利害所的意见。
吕嘉问从户部判官升为提举市易务后，深得宰相王安石的信任，因而势焰熏天。市易务本来隶属于三司，由三司使管辖。当时的三司使薛向本是一个很有财政头脑的干练官员，但吕嘉问往往凌驾于薛向之上，经常在王安石面前攻击薛向。熙宁七年（1074），曾布代替薛向任三司使。三月，宋神宗亲手写御札给曾布，要他了解三司使详情。曾布先奉命察访河北地区市易务情况后，认为吕嘉问只想聚敛钱财，不顾百姓死活，完全违背了设置市易务的初衷，城市居民民怨沸腾。其后，曾布将所有调查材料全部交给了宋神宗，神宗又将材料移送中书。在王安石、吕惠卿等人庇护下，吕嘉问并未因曾布的弹劾而下台。
熙宁七年（1074）四月，监安上门、光州司法参军郑侠上书宋神宗。他认为，从去年以来蝗灾大作，秋冬二季干旱不雨，致使麦苗干枯而死，粟、麻等农作物无法播种，民情汹汹，老百姓四处逃亡。而官府却大肆聚敛钱财，全然不顾人民的死活，加之辽朝使者屡屡要求宋朝割让领土，这些现象都是执政大臣多行不义造成的。郑侠将老百姓卖儿卖女、典当妻子、流离失所、拆毁房屋、砍伐桑柘等情况绘制成《流民图》，上呈宋神宗。宋神宗审阅郑侠奏章后，夜不能寐，叹息再三。其后，郑侠又上书宋神宗，认为天旱不雨，完全是由王安石引起的，并扬言罢黜王安石，上天必下雨。王安石罢相后，吕惠卿担任执政大臣，郑侠又上书弹劾吕惠卿，认为吕惠卿与王安石是朋党，本性奸诈，建议罢黜吕惠卿，任用冯京为宰相。郑侠还指出元绛、王介、孙永、冯京是仁义之人，可以担任执政大臣的重任。吕惠卿怒不可遏，结果郑侠被编管汀州（今福建长汀），不许再入仕途。
熙宁七年（1074）四月，端明殿学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司马光上书朝廷，对王安石执政以来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措施进行了全面的抨击。他认为；自从宋神宗皇帝继位以来，励精图治，锐意进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近年以来，许多百姓破产失业，民怨沸腾，其主要原因在于辅宋神宗治理国家的大臣未找到好的对策。王安石独断专行，提拔与自己政见一致的官员，排斥、打击异己，甚至连天子耳目之官的台谏官僚也不断被贬逐，而任用一些奸诈小人，从上到下，几乎是清一色的变法派人物，上行下效，竟相聚敛钱财。
司马光还指出当前政策的六点失误，其一是官府大量发放青苗钱，使老百姓负债累累，日益贫困，政府也无所收益；其二是免除富裕上户的差役，聚敛贫困下户的钱财，而官府用老百姓的血汗钱奉养一批无用的役人：其三是设置市易司，与贫民争夺钱财，实际上，损失了大量官府物资；其四是宋朝本土尚未治理好，而朝廷却不断进攻周边各少数民族，得少失多，其五是施行保甲法后，允许农民练兵习武，妨碍了农业生产；其六是妄兴水利，劳民伤财。在这六大弊病中，青苗、免役二法危害最大。农民在丰收年景卖出所产粮食，其价格仅在常年的三分之一左右，如遇上灾荒年景，农民无粮可卖，只得撤卖房屋，甚至卖儿卖女方能交纳官府征收的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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