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之前我们讨论过的话题吗？爱情能不能永恒？”
诗雅想起来了。
那天晚上他们的确谈论过这个话题呀。
那晚，他们谈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
陆总裁告诉她，只有悲剧才能成全永恒。正是因为死亡的阻隔，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得以定格于最美好的瞬间，避免了现实婚姻中可能出现的琐碎与消磨。
这样他们才没有了婚姻中的一地鸡毛。因为他们俩在没有结婚之前就死了呀。所以他们的爱情才变成了永恒。他们的爱情才看起来永远都是那么美好的。
作者通过悲剧来毁灭美，又使美获得了永恒，梁山伯之爱亦因此成为不朽的文化原型。
梁山伯对祝英台的爱，通过死亡将爱情定格为永恒。
这种爱，超越了时代。铸就了永恒。
如今想来，那晚他是早就有预谋的。
哼哼哼。诗雅诡异地笑着。
“老陆，你太让我失望了，你竟然精心编制那么多的前奏，就是为了等待今天的这个结果。你实在是太搞笑了。你要想离开我的话，你早点和我说嘛，干嘛和我说那些乱七八糟的。我是那种不讲理的人吗？我是那种会对你死缠烂打的人吗？我是那种毫无尊严的人吗？你不爱我了，爱上了别人了，我还要对你死缠烂打的，你认为我是这样的泼妇是吧？你真是小瞧我了，你也太高看你自己了。”
“诗雅，对不起，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混蛋，我不应该爱上别的女人，可是情感这种事情你也是知道的，都是身不由己的。我无法控制我的内心呀。我就是变心了。你打我吧。你觉得怎样解恨都可以，你可以随便发泄的。”
“你终于承认了，你变心了，你这个王八蛋！陆君庭，你知道吗？你就是一个王八蛋，你个混蛋。你现在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告诉我，你变心了，你要抛弃我和小宝贝了，你说你怎么对得起我呢？你怎么这么狠心呢？我告诉你，你就是个渣男，你个渣男！”
渣男！
心爱的妻子终于说出了这样残忍的字。陆君庭听着心都要碎了。
渣男！这让他想起了民国第一渣男李叔同。
李叔同18岁时因家族压力迎娶茶商之女俞氏，这场婚姻本质是封建家族的“利益联姻”。二哥以30万银元为条件促成婚事，俞氏则成为延续香火的工具。俞氏虽贤惠孝顺，却始终未能获得李叔同的情感回应。
这种“无爱婚姻”的悲剧性在于：当个人觉醒与制度压迫激烈冲突时，俞氏注定成为牺牲品。李叔同东渡日本留学期间隐瞒婚史，与房东女儿春山淑子相恋并结婚，进一步暴露了旧式婚姻的虚伪性。
清末民初，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涌入，李叔同作为“新青年”代表，既渴望摆脱封建束缚，又难以完全割舍家族责任。他留学日本期间接触人体美术，与春山淑子的结合既是艺术追求，也是对传统礼教的反叛。然而，这种“反叛”并未转化为对俞氏的补偿，反而加剧了情感割裂。春山淑子被安置在上海，俞氏则独守天津空房，最终在47岁抑郁而终。
李叔同始终追求“纯粹的精神纯粹”，无论是绘画、音乐还是戏剧，他都力求极致。这种追求导致其对情感关系的“工具化”认知：春山淑子既是人体模特，也是艺术伴侣，但当艺术追求与家庭责任冲突时，他选择放弃后者。出家前，他将篆刻藏品赠予西泠印社，音乐书籍留给学生，这种“断舍离”看似冷漠，实则是艺术信仰的极端化表达。
李叔同曾说：“我的慈悲是给众生的，而非一人。”这种理念在出家后转化为对世间苦难的普世关怀。然而，其对妻儿的冷漠却与这一理念形成尖锐悖论：春山淑子跪求相见时，他以“弘一已死”回应；俞氏病逝时，他未现身送别。这种大爱与小爱的割裂，暴露了宗教理念在实践中的局限性。当个体被抽象为众生的一部分时，其独特性便被抹杀。
李叔同的出家，本质是通过否定自我来拯救自我。他临终前写下悲欣交集，悲是对众生的怜悯，欣是对解脱的释然。然而，这种悲欣却无法掩盖其对妻儿的愧疚。春山淑子质问“你慈悲于世人，为何独独伤我”，正是对其“自我救赎”的尖锐批判。
李叔同因为对女性的辜负，使其被贴上“民国第一渣男”的标签。然而，这种评判忽视了历史语境的复杂性：在封建礼教崩塌、新思潮未立的转型期，个人选择往往充满矛盾。他既无法像传统士大夫那样三妻四妾，也无法像现代人那样平等离婚，只能在夹缝中寻找出路。
作为中国话剧开拓者、书法家、教育家，李叔同的贡献不可否认。出家后，他严守律宗戒律，甚至在遗体火化时要求在龛脚垫碗装水，以免蚂蚁被烧死。这种“细节慈悲”与对妻儿的“整体冷漠”形成鲜明对比，揭示了宗教信仰在实践中的选择性。当众生被抽象化时，个体苦难便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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