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省试时梅圣俞作为考官，得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考卷，初觉像取材于《孟子》，但仔细又看，里面却有个典故引用皋陶说：杀之三（杀的理由有三个）。尧说：宥之三（宽宥的理由有三个）。
老梅事后翻阅了大量的典籍，也没有在任何书上找到这一典故。
等到放榜，老梅放下自己高贵的身段，用“不耻下问”的高姿态向苏轼请教道，“敢问阁下，这一典故取自何处呢？”
苏轼徐徐地说道：此乃晚辈想当然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以上古尧帝的品行，一定会这样说的。我个人认为，只要能够说明问题，所谓的典故何必都要追究其出处呢？
这些话，使得自诩见多识广的梅圣俞大为惊骇。
更为传奇的说法还有：欧阳修作为省试知举，苏轼考了个第二，当苏轼前往欧阳修处道谢时，欧阳永叔问，“皋陶说：杀之三。尧说：宥之三。”此说见于何典籍呀？
苏轼只得说，此说见于《三国志·孔融传注》。
而当欧阳修事后去翻阅此书时，仍未找到。
他日，欧阳修又见到苏轼时，苏轼只得说，三国时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孺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而皋陶与尧之事，我觉得也可以这样理解吧？
欧阳修归家后，大惊失色，说：苏子瞻真可谓善读书、善用书，将来他的文章必将独步天下啊！
后面这个段子虽然出自《诚斋诗话》（南宋杨万里撰），但耕文轩主人觉得多少会有点水分，不过为了说明苏轼的少年聪颖，还是录了出来。
仁宗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礼部考试，苏轼得了第二，后又以《春秋》对义，苏轼得了第一。
“对义”是旧时科举考试科目之一。是从儒家经籍中摘句为题，考生根据经义解题作文的一种考试形式。
三月初五，宋仁宗御临崇政殿，亲试礼部奏名的进士。殿试的考场在崇政殿的两庑。考场中整齐摆着一排排不足二尺高的小桌，桌后是方凳。
在北宋前期，考桌是唐制的几席，考生要屈膝就席，俯首据案，很不舒服。
当时，所谓符合人体工程力学的考桌恐怕没有引入，其实，宋人虽已习惯了坐椅子，但是直到南宋，才弃用几席，采用桌椅。
在那些符合伪人体工程力学的小桌上，均贴着考生的姓名，摆着御赐的笔墨纸砚，这些办公文具都是上好的贡品。考生考完后，是可以“顺”走的，算是官家的赏赐，也作为各自人生的一段纪念。
此外，还有一把用以改错字的小刀。因为试卷是特制的宣纸白摺，比一般宣纸厚得多，如果写错了字，可以用小刀刮去再写，否则是为“脏卷”，是要降等的。
殿试的考试时间是一整个白天，扣除午饭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考试期间为官家赐宴，菜品非常地道，完全是御厨的手艺，你懂的！但切不可贪一时口福吃得太饱，因为不准、也没时间遛弯，吃得太饱坐不下来；即使坐下来，也容易脑缺血，没法答卷！——这是考验士子们“舍与得”的大智慧呀！
此次殿试考题共有三道，一诗一赋一策论，分别以《鸾刀诗》、《民监赋》和《重巽申命论》为题。
无论是诗、赋还是策论，殿试文章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要歌功颂德的！还要看你是否倾向于时下当权者的政见，这是“立场路线、政治站位”问题，——组织路线非常重要！
先说诗：
《鸾刀诗》题出自《礼记》和《诗经》。
鸾刀是一种古代名刀。《礼记》：“割刀之用，鸾刀之贵，反本修古，不忘其初也。”《诗经》：“执其鸾刀，以启其毛，取其血筋。”
意思是说：有了锋利的割刀，祭祀时为什么我们为何还要采用古老的鸾刀呢？那是为了慎终追远、不忘先人的生活方式所承载的文化内在，这种怀旧的做法表达的是“礼在心”的诚敬。
其实，按照现代的高中生议论文的套路，仍是传承与发展的辩证范畴。传承，在古时候被认为是灵魂的皈依之路。唯有如此，才能废旧立新，才能生机勃勃。形式的背后，若缺少必要的内核，那很快就会演绎成复杂的枷锁，进而分崩离析。《鸾刀诗》乃是要以此义作诗。
再谈赋：
《民监赋》即是要弘扬民本思想：得民心者得天下！
例如，此次殿试状元章衡的《民监赋》开篇：“运启元圣，天临兆民，监行事以为戒，纳斯民于至纯。”宋仁宗赵祯读到“运启元圣”时，动容叹息曰：“此谓太祖。”读至“天临兆民”时，叹息曰：“此谓太宗。”读至“监行事以为戒”时，叹息曰：“此谓先帝。”至读“纳斯民于至纯”时，乃竦然拱手曰：“朕何敢当！”说完便一拍大腿道：“此赋虽不切题，然规模甚伟，自应作状元。”遂将章衡钦点为状元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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