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正在养病的苏轼突然闻知弟弟苏辙被任命为商州军事推官，掌州府助理军政之事，从八品。
但又得知，苏辙却以老父身旁无子服侍为由，禀明圣上暂不赴任，被朝廷批准。
本来苏辙早就被拟任为商州推官，但时任知制诰的王安石不肯批准，故任命迟迟未下。到了该年秋天，任命方下来，这时候的苏轼已经外任凤翔府，老父在京畿为朝廷编撰礼书，身旁无人照料，所以只有委屈一下苏辙了。
病中的苏轼想到这一切，心中不免对弟弟的遭遇怜之痛之，想到弟弟自考中功名之后，曾在殿试的策问中因敢于直言时政得失，被举为直言。当时司马光给苏辙评为第三等，但范景仁以为苏辙的言辞对朝廷不敬，要把苏辙刷下来。
仁宗说，我们本来是以直言招人的，总不能因为士子的直言而弃之吧。若是那样，天下人该如何看我们！宰相不知所措，只好将苏辙除为商州推官，然就是这一任命，也被王安石压了下来。
弟弟苏辙一心报国的宏愿此时也已经消磨殆尽，苏轼自己的仕途亦不顺。
于是，病中的苏轼一口气写下了三首诗以抒怀。劝弟弟“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答策不堪宜落此，上书求免亦何哉”，为弟弟打抱不平； “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忧家有师”，最后联想到兄弟二人同病相怜，只有对方知道自己的内心，可是两人只有在梦中相见，“此外知心更谁是，梦魂相觅苦参差”。（《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
仍在病中的苏轼，大雪连下数日都未曾起来观雪，这似乎不符合他的秉性。一个二十六七的小青年，蜷缩在阴冷的府衙里瑟瑟发抖，屋檐上堆雪欲坠，窗纸呜呜鸣响，上天似乎有意要给苏轼的仕途来一个下马威。
幸好，邛州依政县（治所在今四川邛崃市东南五十五里牟礼镇永丰村）的老乡赵荐在这时给苏轼寄来了一首诗。
赵荐（字宾兴）正在凤翔府北三十里的的属县虢县任县令，作为上下级衙门，平时两人应有过私下往来。雪天赠诗，对于苏轼这样的文人来说，绝对堪比雪中送炭。
展读之时，在苏轼心中早已有了一首唱和之词。但我们注意到，这两个人的诗作都是用的仄韵，人在心情不好时，一般不用平声韵作诗。“我击藤床君唱歌，明年六十奈君何。醉颠只要装风景，莫向人前自洗磨。”（《和赵郎中见戏二首》）想必这个赵县令的雪天心情也与苏轼一样，要么不得其志，要么职场关系紧张，总之是作了去声二十一个仄韵诗，至于什么原因咱就不再瞎猜了。
嘉佑七年（1062）岁末，新年的年味似乎已经泛起，远在凤翔府的苏轼自然忆起了眉山老家的过年风俗。岁晚相与馈问，为馈岁；酒食相邀，呼为别岁；达旦不眠，为守岁。家乡的风俗尽管与凤翔当地略有出入，但岁暮思归的心情却是一样的。
于是，苏轼再次作了三首诗寄给弟弟，把家乡的馈岁、别岁以及守岁的乡俗三事详尽地回味了一番。
该过年了，苏轼想到尚在监禁中的老百姓，这些百姓中有的是管押竹木，洪水卷走了那些竹木；或主持粮斛，陈粮年深日久霉变损失；或布帛质量低劣，估剥以为亏官；或糟渣溃烂，虚计以为实欠；或未缴纳的赃物，交当时主典之吏负责；或败折之课，均于作保人的家。
府衙中的官吏也知道他们无罪，但限于朝廷的法令又不好释放他们。苏轼是掌管欠账事宜的，还得时常违心地去向他们催账，官吏们经常鞭笞他们。因此，苏轼思前想后，决定向时任三司使（北宋前期最高财政长官）斗胆进言，想让蔡襄大人释放他们回家过年。
说到这里，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这里的“蔡”就是指蔡襄（字君谟），他的书法取法晋唐，讲究古意与法度。其正楷端庄沉着，行书淳淡婉美，草书参用飞白法，谓之“散草”，自成一体，非常精妙，宋仁宗尤爱其书。
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蔡襄是个苏轼的小弟或跟班，实际上蔡襄从年龄上大苏轼二十四岁，还是官职高过苏轼无数级的上司。所以说，苏轼给蔡襄上书，结尾处还怕恐怕冒犯蔡襄这位财政部部长的官威，以至于诚惶诚恐（干冒威重，退增恐悚）。
县令胡允文来找到苏轼，要苏轼做一篇《凤鸣驿记》，主要是歌颂一下宋选在任时勤政善政的功德。
苏轼确实也感到了宋选任太守后驿馆的变化，以前苏轼进京举进士从凤翔府经过时，驿馆简陋得无法居住，而宋选任太守后五十五天就建成了新的驿馆。所以，苏轼是欣然命笔、一挥而就，完成了胡县令布置的“作业”。
临近年底，苏轼与恩公陕西转运副使（俗称漕司，转运使除掌握一路或数路财赋外，还兼领考察地方官吏、维持治安、清点刑狱、举贤荐能等职责）陆诜（音深）在凤翔府下属的扶风县相遇，这个陆诜曾在任内举荐过苏轼出任台阁清要任使，所以说是有恩于苏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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