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要离蜀时，面对这种归期杳然的背井离乡，苏轼兄弟与其二堂兄苏不疑（字子明）郑重道别，并将自家的坟地交由大堂兄苏不危（字子安）与同乡布衣好友杨济甫照看。几十年后，当苏轼自海南北归时，从家信中得知老杨已经不在人世，而其子杨明（字子微）遵照父命，仍将苏家的坟地照料得安然无恙。
青神县的蔡褒代表乡邻来为苏轼送行，他们当场手植荔枝树一株，以期盼苏轼早日归来。因为按照当时的世情，一入仕途，告老还乡的机会不是人人都能够有的。
苏轼专程到正信和尚的卧室与之告别，正信俗姓杨，早年与苏轼的祖父与父亲均相交甚笃。其时，正信和尚（表公）正在卧病，但苏轼见他白发盈寸、目光如炬，如同画中的须菩提像一般，因此盘桓再三不忍离去。
正信和尚说，佛祖有言：生于正信之家，就可以千里跟从你。作为一条终将腾空而起的蛟龙，你还是入朝去吧，我们何处不能相见呢？
那么，什么是所谓的正信佛教呢？
我国是大乘佛教的化区，信仰佛教称为学佛、修法、敬僧的“三宝弟子”，“佛”是菩萨道的究竟圆满者；菩萨行是“佛法”化世的轨范；“僧”是住持佛法的代表。
佛教既有悠久的历史，也有层次分明的教义和教仪。它既有二千六百年前出生于印度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也有代代相承的教团及教师。释迦牟尼世尊，是历史明载的佛宝，佛教教义和教仪是法宝，而佛教的教团和教师称为僧宝。
唯有信仰三宝及皈依三宝，才是正信的佛教徒。
在与眉山老乡、发小家安国（字复礼）别过后，苏轼才正式踏上了离开了家乡眉山县的路途。
这是苏轼的第二次陆行出蜀，此后再未踏过故乡眉山的热土！
与第一次出蜀到京师赶考不同的是，上次还是由父亲大人带领。而这一次出行，父亲已经驾鹤西去，迎接他们兄弟的则是要独自面对人生的风雨，世事的沉浮以及官场的险恶了。
路过益昌县（今四川广元市利州区）时，苏轼兄弟去拜会了时任利州路漕司的鲜于侁（字子骏）大人。若干年后，鲜于子骏在推行新法中既不妨碍百姓，又不损害法令，还不伤害亲情两全其美的做法，令已涉官场的苏轼十分赞赏。
从眉山出发，一路北上，过了成都、绵阳、利州、汉中，就是苏轼的老根据地——凤翔府了。
在那里，苏轼先去拜会了陈师道的妹夫张舜民。又听张舜民说，自己陕西的老相识董传正在二曲守丧，遂派人打听了一下，得知这位书呆子式的朋友如今过得并不好。
从凤翔府转而向东，来到长安。
腊月二十九，苏轼与时任陕西转运副使范纯仁（字尧夫）、殿丞王颐（字正甫），还有弟弟苏辙一同相会于毋清臣家。在这里，苏轼是第二次观赏《醉道士图》，又见了好友章惇在上面的题跋，睹物思人之际，苏轼重新在画上写了题跋。
除夕这天，苏轼来到了刚到任月余的永兴军兼陕府西路经略安抚使的韩琦家中。在韩府的客座上，观看了王颐、石苍舒当场所作的草书。
韩琦说，两位先生就像向马行头吹笛。座中的宾客均不晓其意，韩琦解释说，如果不是妙手，是不敢向马行头吹笛的。
这里的“马行”其实就是指当时东京汴梁的马行街，马行街的名字来源于其地理位置和功能。由于这里是禁军驻地，马匹往来频繁，因此得名“马行街”。?
北宋年间，开封最着名的夜市就是马行街夜市和州桥夜市。
夜市，萌芽于殷周年间，在汉朝已初具雏形。即便是夜禁制严苛的唐朝，夜市也曾经昙花一现，有过片刻的辉煌。而到了宋朝，夜禁制几近消亡，夜市更是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北宋的开封夜市，更是被誉为我国夜市行业的“鼻祖”，这从《清明上河图》中就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
据南宋孟元老撰述的《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的州桥夜市小吃那是应有尽有，物美价廉。顺应时令节气之变，煎炒、熬炖、蒸煮、凉拌，品类那是异彩纷呈。人们都觉得，马行街夜市甚至比州桥夜市还要繁荣百倍。
当朝诗人梅尧臣也写下了诗句，专一描写了东京夜市“客从都下来，远遗东华鲊”的繁华场景。
熙宁二年（1069）正月间，苏轼东行至长安一带的岐山县时，得知董传仍在二曲老家守丧，就派人到他家里打听情况。
结果，董传听说后就直接来到了长安，苏轼在董传所住的旅馆里见到了他。经过问询，得知了董传啼饥号寒、穷愁潦倒的窘态，还知道要不是韩琦韩大人的救济，他恐怕早就归天了。
董传接着又诉说道：韩大人不仅接济了自己，又把他推荐到了朝中做了官。更有甚者，有一位官员彭驾部，听说了他与韩大人的交情后竟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董传（看来老彭这回为了仕途真是赌上了）。
一直娶不上媳妇的单身汉，一下子升官发财又娶了老婆，人生顿时就像开了挂。
但苏轼听后，总觉得隐隐有一丝的不安。果然在几个月后，看似福禄双至的董传也许是没有福分消受眼前的这一切——撒手人寰了。
这是苏轼一生之中最后一次路过长安，余生再未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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