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认为，皇帝从自身角度考虑，为了过节观赏一下就花费那么多钱，未免太浪费了！——皇家也要崇尚节俭。
而神宗却认为，扎个纸灯笼成本也不值几个钱。
这也说明神宗皇帝从小在皇宫大院长大，年纪轻轻的（要知道，苏轼此时已经三十四岁了）考虑问题可能还不周全，他不知道扎浙灯的都是些穷苦的手艺人，灯笼是他们全家人的命脉与口粮，人家大老远地给送到京城来卖，成本除了材料钱、手工钱，还有运费、贷款的利钱等等。往年都是自由交易，价格还能卖得高些，现在只允许卖给皇家，还是低价收购，那是要亏本的！
于是苏轼耐心向小皇帝说明情况，请求收回成命。
令人没想到的是，过了不多时，神宗小皇帝竟然采纳了苏轼的建议，把买灯笼的安排果断地给取消了（这就像大学里做社团工作的大学生那样的状态，激情满满）。
这还了得，本来他还以为自己的建议不过是泥牛入海的存在。此时的苏轼，他着实地激动与受宠若惊，紧接着就又上了《上神宗皇帝书》！
《上神宗皇帝书》这篇奏章，是苏轼对于王安石变法之态度的一种真实体现,反映了这一时期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理性批判。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军事方面，苏轼还是极为幼稚的。因为军事与外交这些重大的工作事宜，那是需要经过长期历练方能奏效的。
当时，契丹、西夏疆域虽广，但多为不毛之地，或因气候等原因无法耕种。由于环境恶劣、资源短缺，势必得向外拓展，压缩北宋的生存空间，双方为此在边境上大打出手也是情理之事。
北宋政权自建立之始，赵匡胤为了防止武将们的飞扬跋扈，重蹈李唐覆辙，为了能够消弭隐患那是绞尽脑汁，最终通过一系列措施解除了武将们的兵权。
但是，此举对加强中央集权固然有利，却形成了北宋“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特殊兵制。一旦战争发生，协调作战的灵活性就完全丧失。武人跋扈的情况虽然得到有效遏制，但矫枉过正，过于束缚了武将的手脚。在战争中又不断削弱武将实权，刻意抬高文官的地位。崇文抑武令武将素质普遍下降，武人心理失衡，不思进取，畏战心理严重。
特别是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后，彻底丧失与北方游牧政权作战的勇气与信心，转而将全部心思用在了“守内”一面。后来，继任者不思振作，宋廷逐渐形成了“守内虚外”的国策。
所以到了北宋中期，像苏轼的这类被洗过脑的文官，也说过那些极具代表性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话。比如，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竟然这样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
历史证明，宋廷上下不以开拓进取为立足之本，反以修道德、务本业为根本，完全是舍本逐末。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与强邻不是比谁的拳头更硬，而是大谈礼义道德，此时宋廷大概是脑子被驴给踢了。
——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历史局限性”吧！
神宗皇帝在一字不漏地拜读了苏轼的三封奏章后，也许是被苏轼的爱国精神感动了。
据史料记载，有一天，神宗问王安石道：苏轼的为人如何？
王安石知道苏轼向来对于新法的态度，可以说是自己的异己，恐怕年轻的神宗皇帝接下来会重用苏轼，所以连忙说：
陛下为什么要召见苏轼？
神宗道：朕看到苏轼的奏议异于诸人，所以决定召见。并且苏轼还对朕说，陛下若轻易就召见微臣，这样并不好。因为人臣向来以得到皇上的召见为荣，如今陛下尚不知道微臣的情况，就仅以一些上奏的言语就召见微臣，那么恐怕朝廷上下人人都会争相效仿。还说朕给臣僚封官封的太快，以至于今后效果如何以至于不能始终。苏轼这些话，爱卿认为如何？
安石道：陛下给臣僚加官，不会不加以考实，虽然加官但有何害？
神宗又道：苏轼还给朕讲了一些兵法上的道理，他说先动者为客，后动者为主。主常胜客，客不常胜，治天下亦然。人主不欲先动，常以静应之于后，乃胜天下之事。他的这些观点怎么样？
安石回答道：苏轼说的也有些道理，但是（注意这个但是），这都是“道之经”，而非“道之变”，圣人之于天下，感而后应，苏轼的言论也符合这一道理。但是（又一个但是），世间的事态变化无常。譬如用兵，不是每次的后动者都能得胜，这是获胜方的时与势都为之相宜啊（我们注意到，堂堂大宋朝的命运，都在两个文人与一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手头捏着）！
神宗道：爱卿所言极为精辟！照你这么说，苏轼这个人用一些事去试试他如何？
安石答道：微臣已多次上奏，试人当以事。
其实，王安石真正中意的人选乃是吕惠卿。
后来，神宗皇帝又问曾公亮道：苏轼这个人每次奏对都很明敏，是否可以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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