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国牡丹文化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时期，当时牡丹就已被引入诗歌，距今已有约三千年的历史。
秦汉时期，牡丹是以药用植物的身份被记入《神农本草经》，标志着牡丹已经进入了药物学领域。东晋时期，牡丹的形象开始出现在顾恺之的名画《洛神赋》中，这表明牡丹已经进入艺术领域，成为观赏对象。
到了南北朝时期，北齐杨子华开始画牡丹，这表明牡丹在艺术领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隋朝时期，隋炀帝在洛阳开辟了周长二百里的西苑，这是牡丹首次被人工栽培并进入皇家园林的记录。
到了唐朝，牡丹的栽培开始繁盛起来，并成为国运昌隆的标志。种植和观赏牡丹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许多着名诗人都留下了无数歌咏牡丹的诗词歌赋。
在长期栽培中，人们培养出了许多品种的牡丹，并有专着问世，如宋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明薛凤翔的《牡丹八书》和清余扶伯的《曹州牡丹谱》等。
这种时候，苏轼自然是闲不住的，先是冒雨到明庆寺赏了初开时的牡丹。明庆寺，在昔时的杭州木子巷北，该寺有苏轼题写的《观音经碑》流传于后世。
清明节到了，正是当地牡丹花最盛之时。作为通判的苏轼，除了自己到各处欣赏牡丹花外，还要陪同太守沈立到当地的吉祥寺牡丹花前与民同乐。
太守沈立，字立之，历阳（今安徽和县）人。不仅是北宋知名的藏书家，收藏卷帙数万卷，就连神宗也夸其“富哉”，还是一位水利学家。
沈立举进士后，签书益州判官，并提举商胡埽（今濮阳城东北十余公里北昌胡片区），先后出知越州、杭州、审官西院、江宁府等。
此人业余时间还采摭大河事迹，以及古今治水方面的利弊，编着了《河防通议》一书，后世治河者悉守为法。
就是这样的一位领导，在吉祥寺里面对万民同乐的场景，除了满心欢喜之外，还给苏轼说了自己对牡丹的喜好。第二天，老沈就拿出自己编纂的书让宾客们传阅，不过，这可不是什么治理河道的书籍，而是十卷本的《牡丹记》。
沈公是个善于观察社会之人，在他的书中，历朝历代凡是有关牡丹花的记载和栽培养护方面的技术，古往今来有关歌咏牡丹的诗词歌赋，甚至有些书中关于牡丹的传说，全都被他悉心收集于书中。
这确实是一个创举！
但是，沈公并不因此而满足，他想请他的搭档苏轼同志写一篇记文，就放在卷首的位置。于公于私，苏轼自然是乐于接这个活了。
苏轼认为，那些看似自称愚钝无知的厚重之人，比如被人认为是铁石心肠的宋广平（唐朝宋璟的别称，为玄宗时的名相，耿介有大节，以刚正不阿着称于世。）竟能写出秀丽美艳的《梅花赋》。还比如，像沈公这样一位严谨务实的水利学家，竟然也能醉心于对牡丹方面的着述。
所以说，沈公家有藏书三万卷，其人博闻强记，也并非浪得虚名。他作为德高望重的元老之臣，每每遇到有所感就编辑成书流传于世，不仅仅是牡丹，还在许多方面都颇有建树。
刘恕这个人我们前面介绍过，字道原，筠州（即今江西高安）人，是《资治通鉴》的副主编之一，其父刘涣，精研史学，刘恕亦以史学擅名。在京师时，他就是苏轼的同事兼好友，曾经与苏轼形影不离地环绕于司马光老先生周围，是反对王安石集团的最为彻底的勇士。
刘恕因得罪了王安石，自度京师难留，便请求到南康(今星子)监酒税，顺便还能归养自己的父母。
这其实是刘恕以归乡侍奉老父亲的名义，向朝廷求了个监南康军酒的差事，实则是主动远离朝廷的无奈之举。
当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时，面对当地百姓被新法折腾的民不聊生的情形，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好在这个时候，好朋友刘恕从老家的江西庐山寄来了三首诗作。
已不经常作诗的苏轼，此刻又来了兴致，竟连续唱和了刘道原的三首诗。
三首和诗均为上乘之作，当然，这并非不一己之见，而是后世的清代苏学研究者王文诰的评价：“公此时真无可与语者，故与道原三首独佳。”
美中不足的是，在诗中苏轼还是没能忍住，对当时的时事不出意外地又旁敲侧击地进行了影射。——性格使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去方知冀北空。”（《和刘道原见寄》），都知道刘道原同志已与王安石绝交，苏轼还在诗中将刘道原比作是汉代“好直谏、守节死义”的汲黯，把王介甫比作是想谋反的淮南王，由于忌惮汲黯的在朝，使淮南王的谋反之心受到了镇慑。
“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同上），这是批当下变法集团中招募的人员，君子与小人杂处一处，如鸟群中的雌雄已不可辨别！
此外，苏轼又引用了《庄子》中的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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