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四，王闰之为苏轼生下了第三个儿子。
这个男婴生下来就活力十足，颇为健壮好养，苏轼给他起一小名叫似叔，这就是日后那个表字叔党、自号“斜川居士”的苏过。
苏过的童年是极为艰辛的，多是随父亲的游宦生涯在频繁的迁徙中度过的。在随侍父亲的过程中，时常与苏轼进行诗词唱和，受父亲的影响最大，因此在其兄弟三人中，属苏过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小东坡”。
江南一带的蚕老麦黄之际，这时候家中添了男丁，苏轼的心情非常欣慰。
但这种欣慰却又是极为短暂的，因为在杭任职以来，苏轼不是来杭州过自己的小生活的，他见到当地百姓一直受着水旱蝗灾的严重侵害，而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却如泥塑木雕的神像一般，受着百姓供养，却对造成夏收时节男废耕、女废织的水涝灾情毫不关心。
于是，满怀心思的苏轼冒雨去了当地的天竺灵感观音院。
杭州的天竺山在西湖西面，是环湖群山中最高的一座。三天竺在天竺山和灵隐寺之间，自灵隐寺山门向南直上，可依次到达下天竺、中天竺和上天竺三所古寺。
天竺在历史上是杭州的佛国，所以天竺三寺的香火极盛。
上天竺距中天竺约二里，为五代时钱鏐所建，初名天竺看经院。宋仁宗时，因祷雨有应，赐名“灵感观音院”，是供奉观音菩萨的道场。
上天竺，也就是苏轼此刻所到访的灵感观音院。
“蚕欲老，麦半黄，山前山后水浪浪。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这是苏轼在游灵感观音院时有感而发的的一首诗。
就诗题上粗看，这像是一首纪游诗，但又不是常规的纪游诗，而是一首反映现实、为了人民疾苦而有感而发的政治讽刺诗。
此时的蚕到了快要吐丝的季节，需要勤饲桑叶。麦子也半黄快熟了，需要及时松土，而此时的天气却是接连下雨。在这种情况下，农夫不能把耒锄土，农家妇女更不能携筐去采带有雨水的桑叶饲蚕。
眼看的丰收转眼将化为乌有，农民们的焦急与痛苦可想而知。在这种令人焦心的时刻，被百姓奉为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却无动于衷，仍端坐庙堂之上享受着善男信女的礼拜。
在封建时代，苏轼敢于指斥被人们普遍崇奉的观音菩萨，这本身就需要有一定的勇气和唯物主义的观点。
更为重要的是，苏轼在这里，不单单是借题发挥地指责那些所谓的神灵。
出京之后，他游历了很多地方，对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弊端有了更多的了解。在新法的条例中，如青苗法、免役法等都规定赋税只要钱而不收米，所以，有些地方官才对农业生产更加漠不关心。
这首诗，表面上看是指责万人供奉的“白衣仙人”观音大士，实际却是在讽刺高高在上不顾百姓死活的变法官僚集团。
此诗一出，就连后世爱好苏诗的清乾隆皇帝也觉得该诗不仅“如古谣谚，精悍遒古”，诗句中的“辍耒废筐”之词还极具对当权者的嘲讽之意。
其时，苏轼的恩师欧阳修大人还在颍州。
不久前，年满八十岁已经归老乡土的南京虞城（河南省虞城）人赵概（字叔平），八十高龄还专程自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来访欧阳修，欧阳修就将自己西湖居所西侧的会客室加以整修，作为接待赵概的场所，加之时任颍州知州吕公着也闻讯而来，三人遂会于此堂，饮酒赋诗，流连十余日乃去。
知州吕公着有感于二老相会，遂为此堂题写匾额为“会老堂”，欧阳修也即席赋诗：“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使得“会老堂”成了古今闻名的文人雅士相会之所。
这次聚会间欧阳公所作的两首诗作被苏轼看到，带着对这三位德高望重的朝廷重臣人格的敬重，苏轼提笔还分别作了和诗。
处理完政务的闲暇时光，苏轼被一官居三品的侍郎蔡准相邀去游览西湖。
“西湖”原称作明圣湖，湖岸线总长三十里，三面环山，上游有溪流源源不断地注入，而下游也有一条像泉源的泄水道，大量的溪谷之水在这里潴留就形成了一座湖，又因位于杭城之西，因此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作是“西湖”。
这位蔡侍郎说出来大多人都不太熟悉，他是兴化仙游县连江里赤湖蕉溪村（今福建莆田仙游县枫亭镇赤湖蕉溪东宅村）人，生卒年月不详，就连一个表字也没有流传下来。但若说出他大儿子的名字之后，想必都会一下子记住他的。
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即是北宋权相、书法家，被后人称为徽宗时期“六贼之首”的大奸臣蔡京。
这位蔡侍郎确有不一样的官场功夫，他不仅与苏轼能够投缘，曾和苏轼畅游西湖，相与和诗。又与变法派首领王安石相善，以至于王安石把一个女儿嫁给了老蔡的二儿子蔡卞。有了王安石这位亲家的加持，老蔡可谓是顺风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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