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新老知州交接的真空时段，苏轼曾经全权执掌过一段时间的州事。
就在苏轼即将离开杭州去密州（今山东诸城）任职之前，有一位别号“九尾野孤”的营妓向官府提出申请，以自己年老色衰为由，请求脱离营妓名籍，想把自己洗白成为良家妇女。
营妓是旧时娼妓之一种。
唐宋时，娼妓是官府经营的，在唐代或隶属教坊，或隶属军营。宋代则分属“州郡”和“军营”，其身份统一被列入另册，如想脱离娼妓名籍，也是可以的，但需由本人提出申请。
唐宋时的娼妓可大致分为这样几种：
宫妓，其主要职责是在皇家举行的各种节日庆典及盛会之类的活动上演出，并为帝王提供各种娱乐；
营妓，又称军妓，在军队为将士们提供娱乐；
官妓，指的是那些列入地方官家乐籍也就是教坊（梨园）并在官府举办的各式各样活动及宴会上表演歌舞音乐的艺人；
家妓，是指养在家中能歌善舞、擅长音乐杂艺的美貌女子。
由此可见，娼妓并非全是卖身的妓女，如宋朝法律明确规定，官妓只准“歌舞佐酒”，不准“私侍枕席”，出卖肉体也是违法的。
苏轼当时只是杭州的临时负责人，新领导马上就会到任，他本来完全可以把棘手之事推给新任领导来处理。
但他是个乐天派，喜欢开玩笑，看到这份有趣的请示后，提起笔来就批示：
“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
同意了其从良的请求。
这里的“五日京兆”是用了西汉京兆尹张敞的故事：
因受一个案子的牵连，张敞被人弹劾，即将去职。就在这个时候，张敞命令其部下絮舜去查办一个案件，絮舜却说：你只能做五天的京兆尹了，我为什么还要听你的话？就私自回家睡觉去了。
张敞非常生气，马上派人将絮舜拘押起来，说：五日京兆又怎么样？说完就把絮舜杀了。
苏轼在这里引用此典故是想说明，我虽然只是个临时负责人，并且还即将离任，但还是有权批准你“九尾野狐”的从良请求的。
可以说，苏轼的这个批示确实非常有趣。
可更有趣的是，别号“九尾野狐”的请示刚刚批下去，另一份相似内容的请示马上又递到了苏轼这位代理官员的手上。
这回提出从良嫁人请求的营妓名叫周生，是当时杭州城长得最漂亮、技艺也最佳的营妓。
我们前面说了，营妓就是有正规编制的慰劳军士的歌舞团团员。
如果说，人老色衰的“九尾野狐”要走，苏轼可以不留，那么，要放走色艺俱佳的周生，苏轼就不得不认真考虑考虑了，因为周生是业务骨干，是台柱子，杭州城每次搞大型演出活动，都得靠她撑台面。这样的人才，怎么能够随便放走呢？
所以，苏轼在她的请示上批道：慕周南之化，此意虽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
一个被判从良，脱离营籍；一个被判不允，仍操旧业。这本来就要让人笑破肚皮，更好笑的还是苏轼在批示中引用的这两个典故：
“慕周南之化”典出《诗经·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而“空冀北之群”典出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比喻有才能的人遇到知己而得到提拔，成语“群空冀北”就由此而来。
苏轼巧妙地借用这两个典故，是说周生追求美好幸福的婚姻生活，精神固然可嘉。但像你这种色艺俱佳的歌舞女郎，是难得的人才，似乎不应该这么早就脱离营妓名籍、从良嫁人。
再说，放你走了，杭州的艺术团体以后就缺少能够撑台面的艺人，所以我不能批准你的请求，还请你能够原谅和理解。
这完全就是文人们心中特有的有趣的逻辑。
新任知州陈襄到任时，正是杭州城里木芙蓉大盛之时节。
木芙蓉又名芙蓉花、拒霜花，原产我国的湖南，目前成了成都市的市花。
陈襄，字述古，因居古灵，故号“古灵先生”，与郑穆、陈烈、周希孟并称“古灵四先生”，侯官（今福建省福州市）人，还是理学大师朱熹（号晦庵）的得意门生。
熙宁元年（1068），老陈任尚书刑部郎中，修起居注，知谏院，管勾国子监事，改侍御史知杂事。
其时王安石执政，陈襄五次上疏，论“青苗法”之害，请罢免王安石、吕惠卿等小人。神宗不从，但器重陈襄文才，召试知制诰。陈襄以言不见听，辞不应试。
熙宁四年（1071），陈襄出知陈州（今河南淮阳），在任期内曾修建范仲淹拟修的学舍，与诸生讲解《中庸》。
陈襄与苏轼的见面礼，是从一首《和陈述古拒霜花》开始的。
苏轼在唱和陈知州的诗中有“唤作拒霜知未称，细思却是最宜霜。”（《和陈述古拒霜花》）句，在这里，苏轼面对和自己有着同样抱负的陈襄，在当下新法盛行的政治氛围中，苏轼很是喜欢木芙蓉这种开放于深秋，霜侵露凌却又风姿艳丽，占尽深秋风情的花卉，觉得它就像是极具风骨的历代士子一样，最适合被叫做“拒霜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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