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哲宗皇帝立即采纳，朝廷开始执行，于是义天入宋的接待和活动都受到了限制。
可即便如此，事情还是出乎了苏轼的意料之外！
第二年，苏轼的弟弟苏辙出使辽国时，惊奇地发现“宋朝民间印行文字多已流传在彼（辽国）”。回到了宋朝，兄弟俩意识到，涉及国家安全的宋朝的政治、军事机密已有人出卖给了契丹人。
后来朝廷在苏轼苏辙地建议下，削减了高丽外交使馆的人数、停留的时间。
规定如果高丽人外出买的东西发现有违禁品，立刻委婉没收，给以相应的钱数。如果书店把涉及时政或边防的书籍出售给高丽人，就要查封。
这下高丽使者蒙圈了，但贼心不死，暗的不成，就明的来，厚着脸皮烂脸要求看《太平御览》，此书可是北宋各个方面的资料总汇，所以当时苏轼领导的礼部“以禁书难为传示外国，故不许”。
虽然高丽多次重金求购《太平御览》，但是一直没有得逞。
但不久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政治风向突变，苏氏兄弟被贬谪到岭南，历史上这场维护国家文化与信息安全政策，反对高丽间谍的运动戛然而止，让人扼腕叹息。
熙宁六年（1061）。
元日（大年初一）。
在杭州通判任上的苏轼，已经三十八岁了。
正在衙门里值班的他，翻看了去年七夕前后寄给张先老先生的诗作，老张已经作了和诗并回寄。
不知怎的，张先这个人，提到他总让人一下子就会联想起白居易，也许是因为两个人都较为长寿，且都在年迈之际蓄有妓妾的缘故吧。这两个人中，白居易是苏轼的偶像，而张先则是苏轼的诗友兼知己。
所以说，当苏轼看到了自己去年七夕前后夜宿法喜寺时写下的怀念孙莘老的诗，已被张先郑重地作了和诗后，就挥笔再次唱和了老张的和诗。
已近不惑之年的苏轼，仍是没能从书生意气中完全脱身，带着稍显揶揄的口气，在和诗“小蛮知在否，试问嗫嚅翁。”（《元日次韵张先子野见和七夕寄莘老之作》）中，还和老张开了个玩笑。
正月初九，苏轼与同僚们在有美堂饮酒后，感到有些不胜酒力，到家后倒头便睡了。一觉睡到五鼓时分，醒来后便再无睡意，索性就坐下来批阅起案上积压的文书。
突然，他看到了老乡、阆州（今四川阆中）人鲜于侁（字子骏）所寄的书信。
鲜于子骏这个人，苏轼在凤翔府任职时就拜访过他，并对他在利州路漕司任上推行新法过程中既不妨碍百姓，又不损害法令，还不伤害亲情“三不害”的做法十分赞赏。
苏轼拆开信来，见是鲜于子骏寄来的《杂兴》诗，于是顿觉一阵暖流，一种“他乡遇故知”的喜悦顿时化作了诗兴，遂提笔写下了一首《古意》答之。
不日，新年的气氛还未散去，章传（字传道）也给苏轼寄来了诗作。章传道这人，只知道是个闽人，其余不详，不过在后来此人与苏轼还有着交集，有不少的诗词唱和。
我们只说这次，章传道寄来了诗后，苏轼一看，是一首五言、去声廿六宥韵、二十二韵的仄韵长诗。
由此来看，此人必定也是有点作诗功底的科班文士，苏轼想也没想，就随手和了一首寄走了。只是不知道其中的“马融既依梁，班固亦事窦。效颦岂不欲，顽质谢镌镂。”（《次韵答章传道见赠》）句，日后也为他惹下了麻烦！
这是因为，苏轼原本对《汉书》研读得极为精熟。前面我们就讲过一个段子，苏轼年少时曾反驳过张方平，说你老人家难道真的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人把《汉书》读过三遍的吗？
所以在这几句诗里，苏轼援引的梁冀、窦宪都是东汉时期的外戚（妹妹是皇后），都是因为时君的昏庸不明而跻身显位，为人残暴虚妄、恶贯满盈，但是马融、班固这两位旷世大儒却都只能屈身事于这两位贼人。
苏轼在这里的意思被认为是，我苏轼决不会像马融、班固那样去卑躬屈膝地依附于当朝的“贼人”，在这里，明眼人都知道是代指王安石以及手下的鹰犬们！
所以说，祸从口出。
章传道这个人在历史上虽不驰名于世，却引得苏轼因诗发了几句不合适的牢骚。
元宵节一到，杭州城到处都成花灯的海洋。
苏轼饶有兴致地到祥符寺九曲路一带观了灯，但见整个杭州城“金鼎转丹光吐夜，宝珠穿蚁闹连宵。波翻焰里元相激，鱼舞汤中不畏焦。”（《祥符寺九曲观灯》）
当苏轼转到了祥符寺僧人可久的僧房时，他屏去了左右随从，独自悄然走了进去。却发现僧房里黑灯瞎火的，与外面的灯火璀璨判若两个世界。
寺僧可久俗姓钱，字逸老，喜作古律诗，是苏轼的诗友。
虽然这位寺僧就居住于湖山的盛景之所，但为人清约介静，一般不轻易与人交往。士大夫们前往相晤时，偶尔会有人给他带一些稻米，但可久也只是象征性地留下来一点。这些米他用瓶子盛起来放在几案上，也没有什么菜蔬，每天就取二三合（北宋的一合大约为一百毫升）食用，其品行为时人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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