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淳以孝闻于乡里，据传其先人的坟墓上生有甘露、灵芝、麦双穗之异，故名堂曰三瑞。苏轼为姚淳题写的《三瑞堂》一诗中，有“枫桥三瑞皆目见”之句。
三瑞堂位于今苏州市阊门之西的枫桥街道，枫桥最早的园墅，或许便是北宋时颇足雅致、为孝子姚淳所居的姚氏园亭“三瑞堂”。
姚淳与苏轼是为知己，所以苏轼每逢来苏州，必前往三瑞堂作客畅饮一番。
《吴郡志》录有一个姚淳送惠香给苏轼的段子：
当时苏轼给姚淳题写完三瑞堂后，姚淳送给苏轼惠香八十罐。
苏轼收到后，手书致谢姚淳说，姚君笃善好事，其意极可嘉。然不须以物见遗，惠香八十罐，却托还之，已领其厚意。这就是苏轼交友重情轻物，演绎出的一段“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佳话。
要知道，在当时惠香是很值钱的东西，八十罐惠香相当于今天的几万乃至几十万。
苏轼在后来给虎丘通长老的信中说，姚君笃善好事，其意极可嘉，然不须以物见遗。惠香八十罐，却托还之，已领其厚意，与收留无异！
初来乍到，就在苏轼忙于处理一些人际交往上的杂事时，朝廷突然颁布了手实法。
手实法，原来由于当时的免役法出钱或许不均，吕惠卿就采用了他的弟弟、曲阳（今属河北）县尉吕和卿的建议，制订出了这一法令。
此法令规定：
老百姓须自报财产，以定户等高低，官府据此分摊各户应纳的役钱。为了防止有人少报，更是明确宣布，奖励知情人告发。
对于这种悬赏告密者的做法，苏轼极为反感，认为此举必将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
这种手实法亦称“首实法”，其实不是吕惠卿兄弟的首创，还是抄袭唐宗时官府令民户自报田地和财产作为征税依据的办法。
如今的吕惠卿又创制五等丁、产簿，规定申报的项目极为广泛。尺椽寸土，鸡豚家畜均预陈报，如有隐匿，许人告发，并以查获资产的三分之一为赏，后来终以扰民太甚，不久废止。
但在当时，朝廷严令推行新法的重要机构——司农寺将此通告下发各路，如若不能限时执行的，按违制论处。不幸的是，这种不伦不类的抄袭之作，竟然得到了神宗皇帝的许可。
神宗时，司农寺作为推行新法的一个重要机构，常平新法（即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保甲法等都由它制订或执行。
面对这样荒唐的法令，苏轼愤然对司农寺的提举常平官质问道，违制之坐，若是来自朝廷，谁人敢不执行！然而今日的手实法出自你们司农寺，这简直就是擅自造律，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司农寺的官员大惊失色，连忙制止道：苏学士，我们姑且先不要论及这件事！
转眼间，已经到任密州多日了。映入苏轼眼帘的是蝗灾与旱灾相仍，盗贼日渐猖狂。加上天旱不雨，小麦无法下种，苏轼预测到了明年的春夏之交，盗贼为害的程度只怕会更甚。
山东之地，与河南一样，自古就是国家的腹心根本之地，王者得之便可称王，但狡猾凶残的盗贼得之亦足以扰乱天下。
针对百姓饥饿流离的现状，朝廷用于救济的常平粮食，虽已发放殆尽，但到处仍是饥饿的百姓，就连过去的蓄积之家，如今也都被拖垮了。
基于此，苏轼在上奏朝廷的奏状中，除了详细地列举了密州一带的蝗灾、饥饿与盗贼的问题之外，还深刻地向朝廷阐述了手实法的种种弊端。
苏轼说，如今的东南民众本来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在又开始推行手实法，此举无非是想均出役钱。手实法虽然条目繁多，看似周密，然而大都要靠检举揭发。
过去治国平天下者，最讨厌因告密弄得人心惶惶，以至于乱了习俗。所以才制订了“不干己”法，但仅限于非盗及强奸不得捕告。
而今天的这个手实法，无疑助长了告密之风。
过去那些告发之徒，多是一些凶恶奸淫之辈，州府县对于这类人，总是想方设法除掉而后快。目下朝廷却又欲招用并重赏这帮人，这些举措难道会是君王敦厚政教、推行仁政的本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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