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乎，在大水逼城、十万火急的情况下，苏轼集中了有限的财力物力，修筑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的抗洪长堤。
与杭州、惠州的苏堤相比，徐州的苏堤建得最早，路线最长，最壮观，这是一条护城堤、救命堤、千秋功德堤。
正是因为它，彭城抗住了大洪水，一城十万生灵才免于涂炭。
熙宁十年（1077）秋。
十月十三日，黄河水终于复归故道。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而着称，向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黄河搬运堆积泥沙形成的堆积地貌是决口的根本原因。
据统计，在以前的几千年中，黄河决口泛滥达一千五百余次，较大的改道有二十六次。其改道的路径，最北经海河出大沽口，最南的经淮河并入长江。
而北宋时期苏轼面对的这次改道，在黄河的改道史上虽然算不上大的改道，但足以使苏轼亲身经历了这条“母亲河”的奔流无常。
“西汉元光、元封间，河决瓠子二十年。钜野东倾淮泗满，楚人恣食黄河鱣。”这是苏轼在黄河水患得以遏制之际，有感而发的一些有关黄河改道历史的感慨。
据今天黄河水利委员会提供的资料来看，苏轼所言，在历史上都是真实的较大的改道事件，可见我们的老祖宗很早就对黄河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
十月二十六，朝廷恩准了杭州知州赵拚（ 字阅道）的上书，把龙山的废佛寺妙王院改为道观，让钱氏后裔中道号“自然”的道士住持。
再把钱氏建在钱塘的坟茔、祠庙交给自然道长，把建在临安的交给当地净土寺的僧人道微掌管，并每年度脱一名僧人，使钱氏的祠庙世世代代有人掌管。
赵拚的目的是，汉代窦融将河西王郡归还了大汉之后，光武帝就下令当地官吏重修了窦氏先祖的坟墓，并用太守之礼祭祀他们。
而江南钱氏的功绩远在窦融之上，如今家庙破败，不足以劝勉奖励忠臣，慰劳答谢一方百姓应有的态度，所以要求朝廷对于吴越王钱镠家族有一个肯定的态度。
天子接到赵拚的请求后，立即批复照准。赵拚是苏轼的老朋友，且文采没说的，所以说为钱氏家族修建的表忠观碑文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苏轼身上。
关于这篇碑文，还有一个段子。
话说《表忠观碑》碑文写成，王安石就将其抄认真录后置于座旁，当时叶致远、杨德逢在场。二人见王介甫读此碑文爱不释手，就问道，难道相公也喜爱此人的文章吗？
王介甫说道，此作可比西汉时期的文章。
见两位客也随声附和，王介甫又问，你们知道西汉时期谁的文章可与之比拟？
杨德逢道，王褒可比。
王介甫道，非也，非也。
杨德逢又道，难道只有司马相如与扬雄之流才能与之作比吗？
王介甫道，司马相如的《赋子虚》、《大人》及《喻蜀文》、《封禅书》，扬雄所作《太玄》、《法言》等大作，都没见其中的叙事有子瞻这般明了啊！
有了徐州水漫金山的这场遭遇，水退之后，苏轼曾向朝廷上书，想在徐州城周围砌成一丈高的石岸，可保徐州城百年无虞。
可是，上书后朝廷方面却一直杳无音信。
因为刘攽刚刚上任开封府判官，苏轼只得给好友刘攽去信。
一是诉说了在徐州任内的感受，说自己本不懂水利与土木工程，但时势所迫，只得边学边干了。二是自己有心想调走，让有兴利除害本领的得力官员来接任，但又怕被人说成想逃避责任。
因此，想让刘攽在京师多帮忙造造议论，以便自己能调离徐州。
闲下来之后，苏轼与领导班子里的吴正字、王户曹一起去徐州城东北方的荆山下视察。返回的路上，游览了圣女山的石室，三人皆作诗唱和一番。视察吕梁县的水村时，专门交代了吕梁的屯田员外郎仲伯达，以加强筑城固堤之重任相托付。
妙善画师前来为苏轼画了像，苏轼回赠以诗。这位妙善，字惟真，还曾为仁宗皇帝画过像，其技艺非常精湛。
润州的刁约亡故了，享年八十四岁，苏轼哭以诗。
刁约，字景纯，世居京口。
因为家世簪缨，其祖宅的居所内颇有园池之胜，到了刁约这一辈，更是专门修葺了一座园子，取名“藏春坞”。
苏轼当年游览金山寺后，还专门前往他润州的居所拜访过这位与欧阳修、富弼声誉不相高上的刁老先生。老先生与苏轼称兄道弟的，还在一起饮酒和诗。
刁老爷子为官时正义凛然，平日里好急人所难，故海内之人识与不识者皆愿与之交。此人重义轻施，宾客盈门，颇有古人之风。
去世前，八十多岁高龄的他已身患重疾，时王安石之弟安礼出守润州，曾亲自上门拜访。据说，王安礼来时，刁老先生欢声笑语宛若平时，等到王安礼登车刚离去，刁老先生就仙逝了。
虽然刁景纯老先生年长苏轼四十多岁，但平时仍是与苏轼称兄道弟的。带着敬仰之情，苏轼事后还为刁老爷子写下了一篇感人肺腑的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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