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的苏轼，刚从徐州调到湖州担任知州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每天都是以诗文自娱自乐，过着无比逍遥快活的日子。
元丰二年（1079）七月初七，湖州任上的苏轼，正在阳光下翻晒家藏的书画。
突然，大表哥文与可的筼筜谷偃竹图一下子掉了出来，自当年正月二十，表哥在陈州病逝后，关于他的音信第一次浮现在苏轼的面前。见到这幅竹图，苏轼不由地失声痛哭起来。
回忆起与大表哥的一切过往经历，苏轼静坐下来，专门作了一篇《文与可筼筜谷偃竹记》，以此来祭奠表哥的亡魂。
二十七日，程棐派人到湖州告诉苏轼，说已经捕获了妖贼郭先生等人。
苏轼赶忙查阅了徐州孔目官以下捕获妖贼的报告，诚如程菲所言。这个程棐，本是徐州的小民，家富、有胆气，为了搭救被官司牵连的弟弟程岳，情愿为官府效力，自己冒死抓捕要犯，来替弟弟赎罪。
启用程棐，这本是苏轼首肯的事情，如今程棐已经完成了使命。苏轼想上报朝廷，阐明程棐之弟只是与李逢有往来，并没有做过坏事，想请求朝廷赦免于他。没想到，苏轼写好的公文尚未发走，自己就被逮捕下狱了。
这是后话。
只说苏轼在湖州时，生活中是充满着诗情画意的。他曾与当地僧人仲渊交往，还题过颜真卿的《放生池碑》，修筑了岘山前面的苏湾之堤坝，后世称之为“苏堤”。
杨绘（字元素）作诗回忆了“六客会”的往事，那是苏轼被除龙图阁学士充两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州事，离京赴杭途中，再次路过湖州时，湖州有五个崇拜苏轼的年轻人：曹辅、刘季孙、苏坚、张弼、张仲谋，有人与苏轼是世交，有人即将成为苏轼的下属，五人相约一起宴请苏轼的往事。
杨绘将自己的感情化成了一首诗作，寄给了苏轼。苏轼此时的心情十分方达，常到湖州城外游览各处的风光。
晁端彦（字美叔）这一时期曾劝诫过苏轼，要他在官场内外都要谨言慎行，免得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老晁知道苏轼素来不喜欢忍事，怕他言有所失。可苏轼却说，自己遇事，“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
还对老晁说，某之所虑，不过恐朝廷杀我耳！
晁端彦闻此言，也只好默然而作罢。
我们知道，北宋神宗皇帝继位后，面对积贫积弱的局面，启用王安石主持变法。但是，新法的推行，遭到了墨守“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两宫太后和司马光等大臣的反对，新旧党争的出现埋下了北宋灭亡的种子。
苏轼既不属于新党，也没有完全倒向旧党，他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地任地方官的时候，发现了新法中青苗法的弊病，不断上书朝廷痛陈利害，由此与新党人士产生了嫌隙。熙宁九年，王安石心力交瘁，辞相出朝，宋神宗走到了变法的台前。
与王安石的高风亮节不同，此时的新党大员多为政治投机的奸邪之辈，而苏轼又口无遮拦，一场针对他的文字狱正在悄然酝酿。
元丰二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新官上任，作为例行公事，要上奏朝廷谢恩。在苏轼的《湖州谢上表》中，有这么一句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早就对苏轼不满的新党人士如获至宝，他们借题发挥，弹劾苏轼不仅攻击朝廷，反对新法，更是对皇帝大不敬。
宋神宗推行新法本就不顺，听了之后大为恼火，下诏让御史台拿办苏轼。
李定时任御史中丞，苏轼曾经写诗讽刺他“不孝”，这次落到自己手里，决心狠狠地把苏轼修理一通，甚至动了杀心。有一个叫皇甫遵的太常博士，嗅觉异常灵敏，他认为这是个升官发财的难得机会，据说是毛遂自荐前去湖州拿捕苏轼的。
宋朝着名画家、驸马都尉王诜和苏轼是好朋友，他不仅出资为苏轼刊印了诗集《钱塘集》，而且在皇甫遵一行到达前，义无反顾地向苏轼的弟弟苏辙通报了消息。
王驸马要苏辙急速派人去湖州通知苏轼，好让他做些应对准备。
苏辙救兄心切，立即派信使赶往湖州通知苏轼，要他焚毁一切有可能产生麻烦的文字，争取落个宽大处理。
苏辙派出的信使和朝廷派出的公差分别快马加鞭赶往湖州，从而拉开了北宋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之一“乌台诗案”的帷幕。
当时，朝廷派出的公差是太常博士皇甫遵，又名皇甫僎，同行的是他的儿子和御史台的两名官吏。
他们四人快马加鞭往湖州赶，沿途可以使用驿站提供的交通工具，所以速度非常之快。而苏辙派出的信使始终只能骑一匹马，中途必须停下来休息和喂马，因此再怎么日夜兼程也赶不上公差的脚步，两者的距离就这样越拉越远。
就在这时，皇甫遵的儿子由于不适应千里奔波之苦，中途患病，不得不在润州（今江苏镇江）停下来休息，因而耽误了大半天时间。正是这宝贵的大半天使得苏辙的信使超越了他们，争得了主动，于七月二十八日早晨先于皇甫遵一行赶到湖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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