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以御史大夫冯劫为首的另一派则主张采取安抚策略。他们认识到土地危机才是农民起义的根源，单纯的军事镇压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冯劫进谏道：“陛下，农民起义实因土地兼并、生活困苦所致。若只知用兵，恐会激起更多民愤。当务之急，应是解决土地问题，安抚民心。可颁布诏令，限制土地兼并，归还农民土地，减免赋税，以平息民怨。”这一派得到了一些有识之士和关心民生的官员支持，他们深知秦朝若想长治久安，必须解决深层次的社会矛盾。
还有一部分官员则主张采取折中的办法，即军事镇压与安抚并举。他们认为在派兵镇压起义军的同时，也要着手解决土地问题。一方面，通过军事行动打击起义军的嚣张气焰，另一方面，适时推出一些安抚政策，如减轻农民赋税、发放救济粮等，分化起义军，争取民心。朝廷内部的激烈争论，反映了不同利益集团和政治理念的碰撞，也使得秦朝在应对土地危机时面临艰难的抉择。
面对土地危机，豪强大族出于自身利益考量，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
一些豪强大族选择与起义军对抗。他们担心起义军成功后会夺回被兼并的土地，从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些豪强大族凭借其雄厚的财力和私人武装，协助秦军镇压起义军。例如，在某地区，一豪强大族组织了一支数千人的私人武装，配合秦军对起义军进行围剿。他们为秦军提供粮草、武器等物资，企图通过镇压起义军来维护自己的土地权益。同时，他们还在自己的领地内加强防御，修筑工事，防止起义军的袭击。
然而，也有一些豪强大族采取了观望态度。他们意识到秦朝统治可能面临危机，不想过早地表明立场。这些豪强大族一方面表面上与秦朝地方官员合作，协助维持地方秩序，另一方面又暗中与起义军进行接触。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在局势明朗后，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一方。例如，某豪强大族暗中派人给起义军送去粮食和物资，同时又向秦军报告起义军的一些虚假情报，以此来左右逢源，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
还有少数豪强大族，看到了起义军所代表的民意和土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主动调整自己的行为。他们主动归还部分兼并的土地给农民，以缓和矛盾。这些豪强大族认识到，若不解决土地问题，自己的利益最终也将无法保障。但这种豪强大族只是少数，大多数豪强大族仍然在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挣扎，他们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危机的解决进程。
农民起义军在土地危机爆发后，提出了明确的诉求，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农民起义军的核心诉求是土地和公平。他们要求归还被豪强大族兼并的土地，实现土地的平均分配，让农民能够有田可耕，有饭可吃。同时，他们也希望秦朝朝廷能够减轻赋税，废除苛政，让农民过上安稳的生活。在起义军的宣传口号中，“均田免赋”成为了最响亮的声音，吸引了广大农民的支持。
为了实现这些诉求，农民起义军采取了积极的军事行动。他们四处攻打豪强大族的庄园和秦朝的地方官府。在攻打豪强大族庄园时，起义军将豪强大族囤积的粮食分发给当地的农民，同时没收他们的土地，重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在攻打地方官府时，起义军杀死那些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的官员，打开官府的粮仓，救济灾民。
农民起义军还注重自身组织建设。他们推举有能力、有威望的人作为领袖，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军事指挥体系。同时，起义军也制定了严格的军纪，禁止士兵抢劫百姓财物、奸淫妇女等行为，以赢得百姓的支持和信任。农民起义军的这些诉求和行动，反映了他们对土地和美好生活的渴望，也对秦朝的统治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土地危机在关中地区引发了严重的动荡局势，对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政治上，农民起义的爆发使得关中地区的地方统治秩序陷入混乱。秦朝的地方官员在起义军的冲击下，有的弃城而逃，有的被起义军杀死。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几乎瘫痪，无法正常执行朝廷的政令。原本稳定的政治局面被打破，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同时，起义军在关中地区的活动也使得朝廷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秦朝的统治根基在关中地区开始动摇。
经济方面，关中地区的农业遭受重创。大量农民加入起义军或因战乱逃亡，导致农田无人耕种，土地荒芜。粮食产量大幅下降，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关中地区原本是秦朝的经济中心之一，商业繁荣，但由于起义军与秦军的对峙，交通受阻，商业活动停滞。城市中的店铺关门，商人纷纷逃离，商业税收锐减。手工业也因原材料供应中断和市场需求下降而陷入困境，许多手工业作坊倒闭。
社会层面，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战争使得大量房屋被毁坏，百姓流离失所。为了躲避战乱，许多人被迫离开家园，四处逃亡。社会治安恶化，盗贼横行，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无法得到保障。而且，由于粮食短缺，物价飞涨，百姓生活陷入极度困境，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悲惨景象。关中地区的动荡局势不仅影响了当地百姓的生活，也对秦朝的整体局势产生了连锁反应，使得秦朝面临着严峻的统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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