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商业税收，对商业税率进行全面调整，大幅降低各类商业活动的税率。对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贸易，如粮食、食盐等，实行低税率政策，以促进商品流通，稳定物价。对从事长途贩运、对外贸易的商人，给予税收优惠，鼓励他们拓展商业渠道。同时，简化税收征收手续，减少中间环节，提高税收征收效率，减轻商人的负担。以往商人交税需经过多个部门审核盖章，手续繁琐，如今在一个窗口即可完成所有纳税手续，节省了商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加强商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修建道路、桥梁、码头等交通设施，改善商业运输条件。在全国范围内规划并修建了多条驰道，这些驰道宽阔平坦，可并行数辆马车，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在河流沿岸和沿海地区，新建和扩建了许多码头，方便货物的装卸和运输。同时，在重要的商业城市和交通枢纽，建设了大型的仓库和客栈，为商人储存货物和休息提供便利。如在洛阳修建的大型仓库，可容纳大量的商品，且有专人负责管理，保障货物的安全。
积极拓展和整合国内贸易，促进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
打破地区贸易壁垒，废除各地自行设立的关卡和不合理的贸易限制。以往各郡县为保护本地经济，常设立关卡，对过往商品征收高额税费，限制外地商品进入。如今下令拆除这些不合理关卡，统一全国贸易规则，促进商品自由流通。例如，函谷关曾是东西贸易的重要关卡，过往商人需缴纳高额关税，且检查繁琐。如今取消了不合理关税，简化检查流程，使得东西方贸易更加顺畅。
推动间区域的贸易合作，鼓励不同地区发挥自身优势，开展特色商品贸易。在关中地区，凭借其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鼓励其与巴蜀地区进行贸易。关中的丝绸、铁器等商品运往巴蜀，而巴蜀的茶叶、蜀锦等则运往关中。为促进这种区域贸易，组织定期的贸易集市，吸引各地商人前来交易。如在长安举办的春季贸易集市，各地商人云集，交易场面十分火爆，各类商品琳琅满目，成交额巨大。
加强商业信息流通，设立商业信息发布平台。在各大商业城市设立信息驿站，定期发布各地的商品供求信息、价格动态等。商人可以在信息驿站获取这些信息，合理安排贸易活动。同时，鼓励商人之间通过书信、信使等方式交流商业信息，形成全国性的商业信息网络。例如，一位在邯郸的商人通过信息驿站得知南方地区急需北方的皮毛，便组织货源运往南方，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大力开拓和发展对外贸易，提升大秦的国际经济影响力。
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与匈奴、百越等周边民族，在边境地区设立互市市场。在互市中，大秦的丝绸、瓷器、铁器等商品深受欢迎，而大秦则从周边民族购进马匹、皮毛、香料等特产。为保障互市的顺利进行，派遣军队维持秩序，同时设立专门的贸易管理机构，负责处理贸易纠纷。在与匈奴的互市中，双方交易频繁，不仅促进了经济交流，还缓和了双方的关系。
积极拓展与远方国家的贸易，派遣贸易使团出访西域各国、中亚乃至更远的地区。贸易使团携带大秦的精美商品，如丝绸、玉器等，展示大秦的经济实力和文化魅力。同时，了解各国的市场需求和贸易政策，与各国建立贸易联系。通过这些贸易使团的努力，大秦与许多远方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开辟了新的贸易路线。例如，与大宛国签订贸易协定后，大秦的丝绸、漆器等大量运往大宛，而大宛的良马、葡萄等特产也传入大秦。
发展海上贸易，在沿海地区建立港口城市，如番禺、琅邪等。打造大型商船队，招募经验丰富的水手和航海家，探索海上贸易路线。通过海上贸易，大秦的商品远销东南亚、南亚等地。在海上贸易中，不仅输出商品，还传播了大秦的文化和技术。同时，从海外引进了一些珍稀物种和先进的航海技术，促进了经济和科技的发展。
官营手工业在大秦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为实现经济复苏，对其进行了全面调整与发展。
优化官营手工业的管理体制，在中央设立专门的手工业管理衙门，统一管理全国的官营手工业作坊。明确各作坊的职责和分工，提高生产效率。以往各作坊职责不清，常出现重复生产和资源浪费的现象。如今，根据不同的产品类型，将作坊分为兵器制造、陶瓷生产、丝绸纺织等不同类别，每个作坊专注于特定产品的生产。同时，加强对作坊生产过程的监督，确保产品质量。设立质量检验部门，对生产出的产品进行严格检验，不合格产品严禁流入市场。
加大对官营手工业的技术投入，鼓励工匠进行技术创新。设立技术研发奖励制度，对有技术创新的工匠给予重奖。例如，在兵器制造作坊，工匠们研发出了一种新的淬火工艺，使兵器的硬度和韧性大幅提高。朝廷对参与研发的工匠给予了丰厚的赏赐，并将这种工艺在所有兵器制造作坊推广。同时，从民间招募优秀工匠进入官营作坊，带来新的技术和理念。还派遣工匠到各地学习先进技术，如到巴蜀学习蜀锦的织造技术，到吴越学习瓷器的烧制技术，提升官营手工业的整体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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