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李渊准备继续进行下一步进军计划时，又有驿卒来报，河北的武阳郡隋朝官员元宝藏主动献城投降了李密。
公元617年农历九月六日，武阳郡丞元宝藏决定向李密投降，李密非常高兴地接纳了他，并封他为上柱国、武阳公。
隋炀帝在大业三年（607年），改魏州为武阳郡，其地理位置历经变迁，大致位于今河北省大名县东北一带，隶属于兖州。武阳郡的范围涵盖今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交界之处。自隋大业三年至唐武德四年（607年-621年），武阳郡共存续14年，后于唐朝改制时被撤销。尽管武阳郡的存在时间相对较短，但在隋唐时期的行政区划中仍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元宝藏是魏郡内黄人，祖籍钜鹿曲城，一说馆陶人。元宝藏的一生虽然在历史长河中并不突出，但他的兵变行为不仅反映了隋末唐初社会的动荡，也展现了个人在历史大潮中的选择和命运。他此时起兵投靠李密的瓦岗军，这对隋末的动荡局势产生了一定影响。
元宝藏眼见武阳郡周边起义暴动事件频发，他审时度势，觉得投降李密是个明智之举，于是就让自己的门客钜鹿人魏征，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投诚信给李密。
魏征（580年—643年），字玄成，元宝藏投靠李密后，魏征成为李密重要谋士，后李密失败，魏征又成为唐朝官员。他是历史上着名的唐朝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因其直言进谏，又辅佐唐太宗李世民共同创建了“贞观之治”的大业，被后人称为“一代名相”。
魏征曾成功劝说李积归顺唐朝，为唐朝的统一和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又多次向唐太宗提出建议，帮助唐太宗改进治理，推行王道，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和稳定。其倡导并推行的王道政治，强调以德治国，为唐朝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基础。同时参与修撰《群书治要》、《隋书》序论等古籍，对保存和传承中华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魏征代笔写的信里，不仅表达了元宝藏对李密的敬仰之情，还提出了两个请求：一是希望李密能把武阳郡改名为魏州，与隋朝魏郡相对，这样一来，他就更能借助“魏”姓的威望来提升自己的地位；二是请求李密让他率领自己的部队去攻打魏郡西部其余隋朝军队，随后南下与李密其他将领会合，一起去夺取黎阳仓。
李密一听，觉得元宝藏的请求挺合理，而且他更看重元宝藏的部队和魏征的才华。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元宝藏的请求，并任命他为魏州总管。
随后，李密召魏征入帅府，任命他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门负责掌管记室，肩负撰写文书和记录重要事务的重任。
魏征从小就孤苦伶仃，家境贫寒，但他却非常喜欢读书，胸怀大志。由于生活的困苦，他性格豪放不羁，不愿意去做那些琐碎的生计。早年他曾做过道士，因其才华出众，闻名乡里，后来被元宝藏召去管理文书档案。
李密对魏征的文采非常欣赏，他觉得魏征的文章既有深度又有文采，是难得的人才。因此，李密毫不犹豫地召见了魏征，并让他担任了要职。
就这样，元宝藏和魏征都投靠了李密，分别成为了他麾下的一员猛将和得力助手。而李密也凭借着他们的帮助，势力逐渐壮大，也为后来的唐朝建立奠定了基础（因李密后来投靠李渊）。
咱们再回过头来看元宝藏，他投降李密后，可谓是步步高升，不仅得到了高官厚禄，还让自己的地盘得到了扩大。但他也不是个省油的灯，总是想着趁机捞取更多的好处。
不过，这也怪不得他，毕竟在那个乱世之中，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着想。
而魏征就不同了，他投靠李密是出于对李密的欣赏和信任，同时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他相信，在李密的麾下，他一定能够一展抱负，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不过，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会以某个人的念想而一成不变，魏征也没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唐朝的名相。
在资治通鉴中，专门有记载元宝藏小肚鸡肠、妒贤嫉能、打压贤能之人一事。
元宝藏担任武阳郡丞时，在其治下贵乡县担任县长的人是魏德深。
在隋朝末年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魏德深和元宝藏的之间的故事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当时官场的百态和社会的复杂风貌。
贵乡县令魏德深出身于官宦世家，凭借自身才能逐步在官场崭露头角。他先是为隋文帝担任挽郎，后历经冯翊书佐、武阳司户书佐等职位，最终因卓越的才能升任贵乡县长。魏德深为政清正廉洁、清静无为，他深知百姓的疾苦，从不以繁重的赋税和严苛的律法去压榨民众。
在隋炀帝大业八年（612年）北征高丽期间，尽管朝廷征税名目繁多且苛刻，官吏们趁机横征暴敛，但魏德深治理下的贵乡县却能做到百姓之间互通有无，在不竭尽财力的情况下满足朝廷的征税需求，百姓生产生活未受太大干扰，整个县域秩序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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