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李渊建立唐朝的消息在全国传开时，留守东都洛阳的隋朝旧部同时也已听说了隋炀帝的死讯。
许多隋官对隋炀帝杨广原本有着坚守忠诚的义务。隋炀帝在位时，他们为其效力，参与各项建设（如大运河的开凿工程等）和军事征伐。当听到杨广的死讯时，这些旧部内心陷入了忠诚与现实之间的挣扎。一方面，多年的君臣关系让他们难以迅速转变立场；另一方面，他们也清楚隋朝气数已尽。
在洛阳的隋朝旧官面临着重要的抉择。一些将领可能会试图据守洛阳，等待时机，看是否能恢复隋朝的部分统治权。例如王世充，他当时在洛阳掌握着一定的军事力量，听到隋炀帝死讯和李渊建唐后，接下来他便开始积极扩充自己的势力，另有所图。
李渊建立唐朝的消息到东都洛阳，对于这些留守的隋朝残余力量来说，意味着一个新的政权即将取代隋朝的地位。他们不知道自己在新政权下的命运会如何。如果抵抗，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如果投降，又担心受到唐朝新朝官员的打压。
李渊建立唐朝后，洛阳的隋朝旧部成为他需要面对的重要政治势力。唐朝需要考虑如何招安或者征服这些旧部，以稳定全国局势。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战争，延缓唐朝统一全国的进程。
至于社会层面民众们的反应，可以说中国古代老百姓面对生活是充满智慧的，也是非常伟大的。不管谁当皇帝，只要懂得百姓心，知道对百姓好，老百姓就会支持谁。
但结合当时的形势，多个割据势力并存，战局的结果尚未清晰，民众对隋炀帝的死讯反应不一。对于饱受隋炀帝暴政之苦的百姓来说，这可能是一种解脱的信号。但对于一些怀念隋文帝时期繁荣稳定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会对隋朝旧部抱有一定的期望，希望他们能够重建秩序。然而，当看到李渊建立的唐朝展现出强大的统治力时，大部分民众也逐渐接受了新的政权。
地方上的割据势力也在密切关注着洛阳隋朝旧部的动向。他们想从洛阳的局势变化中寻找机会，是投靠唐朝获取合法地位，还是与洛阳的旧部联合对抗唐朝，成为他们权衡的问题。
再说东都留守官员元文都、段达、皇甫无逸、王世充和卢楚等人感到局势紧迫，为了尽可能地延续隋朝的统治，他们经过商议，决定拥立越王杨侗为帝。
杨侗我们前面章节多次提到，杨侗（604年—619年），字仁谨，谥号恭皇帝。他是隋炀帝杨广之孙，元德太子杨昭之子，被隋炀帝杨广封为越王，在隋炀帝每次出巡时，他常被留在东都洛阳负责留守事宜。杨侗仪表漂亮，生性宽厚。他的外貌在历史书籍中被描述为“眉目如画”，受到时人的好评。杨侗自幼被封为越王，多次随祖父隋炀帝巡幸，并在大业九年参与平定杨玄感叛乱。杨侗为人宽厚，他的性格温和，举止庄重，具备仁爱之心，但在面对困境时显得懦弱，无力改变隋朝的衰落趋势。
公元618年五月十五日，由于杨侗与皇室的血缘关系最近，因此，东都隋朝残余势力正式拥立杨侗登基，改年号为“元皇泰”，史称“皇泰主”。并追谥隋炀帝为明皇帝，庙号世祖。
杨侗称帝后，段达被任命为纳言（宰相）、封为陈国公；王世充也被任命为纳言，封为郑国公；元文都担任内史令、封为鲁国公；皇甫无逸则出任兵部尚书，封为杞国公。此外，卢楚被任命为内史令，郭文懿为内史侍郎，赵长文为黄门侍郎，他们共同负责掌管朝政。由于这七人在当时的政治和文化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被后世称为“洛阳七贵”。
段达出身于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父亲段严曾任北周朔州刺史。段达自幼继承爵位，长大后成为隋文帝的亲信，曾任大都督、车骑将军等职。隋炀帝时期，段达曾任左骁卫大将军，参与平定吐谷浑之乱。隋炀帝死后，段达与元文都等人在洛阳拥立越王杨侗为帝，改元皇泰，段达被封为陈国公，并担任纳言等要职。后与王世充联合，助其篡位，武德四年（621年），唐朝攻破洛阳后，段达被俘并斩首，他的妻子儿女也遭受了株连。段达的一生充满了政治斗争和变故，他在隋朝末年的活动对隋朝的灭亡和唐朝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元文都出生于河南洛阳，是鲜卑族，北魏景穆帝拓跋晃的后代，北周小冢宰元孝则之子，“洛阳七贵”之一。元文都在北周时期曾任右侍上士，后在隋朝历任内史舍人、尚书左丞、太府卿等职，因其才能被隋炀帝信任，曾任御史大夫。元文都与段达等人共同推举越王杨侗为帝，成为皇泰帝的重要支持者。文都建议杨侗招降李密以对抗王世充，这一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王世充的力量。由于元文都的建议触怒了王世充，王世充发动兵变，杀害了元文都及其诸子，这一事件标志着隋朝内部权力斗争的悲剧性结局。他的故事提醒世人，政治斗争往往伴随着残酷和不确定性，而明智的决策和坚定的立场，是在动荡时代生存和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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