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九日，唐高祖李渊巡视周氏陂，途经旧时别墅，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周氏陂位于关中平原，靠近长安（今西安）的东边约三十里处，是隋唐时期的重要水利设施建设地，由北周武帝宇文邕主持修建，其家族为鲜卑宇文氏，但汉化后自称源自周文王，故称“周氏陂”。这一带土地肥沃，且有灌溉之利，是关中地区的农业和经济重地。
李渊在太原起兵后，率军西进关中，目标直指长安。周氏陂所在的区域位于长安东北方向，是李渊军队南下的必经之地。据《旧唐书》记载，周氏陂周边是关陇贵族集团的核心区域，李渊曾在此地短暂驻扎，整顿军队并联络关中豪族，与当地豪族（如窦氏、长孙氏等）有密切联姻关系，进一步巩固了与这些家族的合作，为攻占长安做准备。
《资治通鉴》提到，李渊在进军长安途中曾驻扎于“泾阳、武功、周氏陂”等地，周氏陂作为关键据点，显示了其战略地位。唐朝定都长安后，周氏陂所在的关中地区成为帝国核心，其水利设施进一步得到修缮，促进了农业繁荣，间接延续了李渊时代的经济政策。
周氏陂在唐初的历史中虽未成为显赫之地，但其地理位置和经济价值在李渊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其提供地理优势和后勤支持，强化了李渊在关中的统治基础，助力唐朝的建立。因此，皇帝李渊经过此地之时，感慨万分。
关中大地朔风凛冽，渭水冰封。长安城朱雀门外，三千禁军列阵肃立，玄甲映日，马槊如林。金辂车驾前，武候卫窦抗负责京城戍卫与皇帝仪，他仗执黄钺而立，身后十二面熊罴旗猎猎作响。
唐初沿袭隋制，李渊巡行仪仗以“大驾卤簿”为最高规格，但实际使用中常因战乱未平而有所简化。大驾卤簿是古代皇帝出行时最高规格的仪仗队，用于展示皇权的威严和神圣。这种依仗起源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最初由仪卫扈从演变而来，正式称为“卤簿”是在汉代。经过唐、宋、元、明、清各代的演变，大驾卤簿的规模和形式逐渐完善，成为皇帝祭祀和重大仪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据《新唐书·仪卫志》载，“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驾’，皆有卫有严。凡天子之车，曰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是为五辂。大驾则备五辂，法驾省其三，小驾唯用金辂。”
唐初高祖李渊时期巡行多用法驾或小驾，仅在重大典礼（如武德七年冬至南郊祭天）时启用大驾，体现其“务从俭约”的执政理念（《旧唐书·高祖本纪》）。
当时巡行车驾规制天子主车称为玉辂，朱轮青盖，以玉饰辀，驾六马，车后树十二旒龙旗。随行副车有指南车、记里鼓车，置于仪仗队前列，象征“天子明辨四方，德泽广被”（见《通典·礼典》）。其余属车共八十一乘，分载文书、仪物，后减为三十六乘（见《唐会要·舆服》）。
巡幸护卫与仪卫是皇庭千牛卫与左右卫，近身护卫持千牛刀、仪刀，身着明光铠，环列玉辂四周。后跟随班剑仪队，六十人执班剑（木剑饰金银），象征帝王威仪。之后是熊罴旗仗，十二面绣熊、罴、虎、豹的旌旗，源自北周军旗制度，体现关陇军事传统。
最后随行的是礼器与乐舞，其中黄钺与金斧由大将持于御前，象征“代天征伐”之权（武德元年李渊授李世民“黄钺”伐薛举）。鼓吹乐队列前部鼓吹用“扛鼓、金钲”，后部用“笳、箫”，共一百二十人，曲目多改编自《破阵乐》等军乐曲。
窦抗躬身禀报，声音沉稳如铁向皇帝李渊汇报到：“陛下，法驾已备，请启程。”。
皇帝李渊身着赤黄衮冕，腰间佩剑却是当年太原起兵时的旧物——剑鞘已磨损，剑柄缠着窦夫人亲手缝制的布条。他轻抚剑柄，心中暗叹：“当年居于隋炀帝杨广之下，受尽冷落，历经艰难险阻，虽官居要职，也是天天拿着脖颈在度日，何曾想过会有今日？只可惜未能成事之时，夫人窦氏却早早撒手人寰。”想到此，皇帝李渊不由内心惆怅心痛。
李渊听得窦抗禀报，微微颔首，目光扫过仪仗队列。
《通典》有载，武德年间唐朝初建，尚未完全恢复隋大业卤簿需动用两万余人的规制，常以“三千骑精简卤簿”巡行，反映政权初建时的务实节俭之考量。李渊令诸子分掌仪仗要害，太子李建成执掌羽葆盖，秦王李世民统领鼓吹，小儿子李元吉控引金路，通过仪仗分工昭示权力结构。
《新唐书》评武德仪制： “高祖起兵间，虽采隋礼，然事多损益，务存军容。”这种“军礼杂糅”的仪仗风格，既是对隋朝浮华礼制的修正，也为后来《贞观礼》的制定奠定基础。李渊巡行仪仗的简朴与尚武，实为唐初“关中本位政策”在礼制领域的延伸。
李渊巡行仪仗绝非简单的排场展示，而是融合军事威慑、正统宣示与权力平衡的政治剧场，正如当今世界各国在重要节点举行的“阅兵”活动。当时唐朝皇帝所乘玉辂上的九龙华盖与周边护卫手中的马槊寒光，共同构成唐初“马上得天下，礼乐治江山”的统治密码。直至贞观年间，李世民完善卤簿制度时，仍保留其父“去隋奢靡，存周汉威仪”的核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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