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三年（620年）四月，秦王李世民重新收复李唐“龙兴之地”并州（太原）后，迅速转向唐朝统一战争的核心战场，王世充的控制中原地区。
秦王留下李仲文镇守并州，这期间，刘武周在其败亡前多次派兵入侵，李仲文每次都能击溃来犯之敌，并攻占了马邑郡境内百余处敌军城堡。
不久，刘武周逃亡突厥被处罗可汗处死后，刘武周割据势力彻底烟消云散。唐朝朝廷因李仲文御敌有功，便下诏命李仲文检校（代理）并州总管一职（唐代"检校"官职属于临时委任，并非正式任命）。
当年，李仲文在隋末群雄并起之际，作为李唐宗室旁支登上历史舞台。其生平最早见于《资治通鉴》武德元年记载，时李渊堂弟李琛被派往并州联络突厥寻求外援支持，李仲文以副将身份随行。这段经历成为他军事生涯的重要起点，不仅积累了与北方游牧民族周旋的经验，更在李世民收复太原后获得独当一面的机会。
之后，李仲文在镇守并州的两年间，他展现出卓越的防御才能，面对刘武周余部持续反扑，先后击溃敌军二十余次，收复马邑郡境内坞堡百余座，将唐军防线重新推至雁门关外。
隋末唐初的马邑郡，其地理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中国山西省北部的朔州市及周边地区，核心区域包括朔州市朔城区、山阴县、应县、怀仁市等地。这一地区地处雁门关以北、阴山山脉南麓的桑干河上游流域，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势力长期对峙的前沿地带。
马邑郡治所为善阳县，即今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至今朔城区仍保留有古城墙遗址，部分夯土城墙可追溯至隋唐时期。
北界至洪涛山（今大同市左云县一带），与突厥活动区域接壤；南界抵雁门关（今忻州市代县），控扼中原北大门；东界达今大同市广灵县，毗邻河北蔚县；西界涵盖今忻州市神池县、五寨县部分区域。
秦汉时期，该地区属雁门郡，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在朔州设马邑县，因秦将蒙恬在此筑城养马得名，成为中原王朝经略漠南的军事据点。到了北魏，迁都平城（今大同）后，马邑地区升为畿辅要地，设朔州。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改朔州为马邑郡，辖善阳、神武、云内、开阳四县，奠定了隋末唐初的行政格局。
之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复称朔州，但天宝元年（742年）又改回马邑郡，至乾元元年（758年）再改朔州，最终定型为边防军镇。
安史之乱后，朔州（马邑郡）成为河东节度使辖下的重要军镇，驻静边军（今右玉县右卫镇）。马邑郡所在的朔州地区，至今仍是中原通往蒙古高原的咽喉要道，北有洪涛山、南有雁门山，桑干河穿境而过，形成天然的军事走廊。
下辖杀虎口（今右玉县），通往呼和浩特（古云中）的着名关隘，明清时期“走西口”的核心通道。白狼塞（今山阴县广武古城），亦是汉代长城遗址所在地，唐代仍为戍守要地。现存北魏金陵（今怀仁县金沙滩）、北齐朔州古城遗址、唐代静边军城遗址等，印证了其重要的历史、军事地位。
2019年在朔州发现的唐代墓葬群中，出土大量胡商陶俑与粟特风格器物，说明此地曾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现代遗存朔州市的崇福寺（始建于唐麟德二年，665年）、广武古城（汉代至明代长城军事体系）、右玉杀虎口等遗迹，均为隋唐马邑郡历史空间的实物见证。当地地名如“马邑路”“鄯阳街”（善阳县别称），仍延续着古地名记忆。
隋末唐初的马邑郡不仅是今日朔州市的核心区域，更是理解中原与游牧文明互动、古代边疆治理体系的关键地理坐标。其军事、经济与文化影响力，至今仍深刻塑造着晋北地区的历史风貌。
当年，李仲文驻守的马邑郡横亘在阴山南麓与桑干河上游的险要之地，这片布满沟壑山梁的土地上，百余座坞堡如同钢铁铆钉般嵌入大地，构成了一道独特的军事景观。这些用黄土夯筑、石块垒砌的防御工事，既是北方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碰撞的前沿哨所，也是地方豪强在乱世中自保的生存堡垒。
当李仲文在武德三年（620）率军横扫马邑郡时，他收复的不仅是地图上的百余个据点，更是重新激活了这片土地上延续四百年的防御基因，从东汉末年为抵御匈奴而初现雏形的坞壁，到北魏时期为防备柔然修建的军镇，直至隋末战乱中遍地开花的私家堡垒，每一道夯土墙都沉淀着不同时代的战争记忆。
这些星罗棋布的坞堡控制着北出杀虎口、东扼飞狐径的咽喉要道，其箭楼可监控三十里外的狼烟，地窖能囤积三年以上的粮草，看似孤立的据点通过烽火传讯形成网状防御体系，使得马邑郡成为中原王朝在山西北部最重要的战略缓冲区。
坞堡的军事价值首先体现在地形利用上。马邑郡地处恒山与管涔山交汇处，发源于管涔山的恢河、桑干河及其支流将高原切割出纵横交错的沟壑，当地民谚所谓"七山二坡一分川"的地理特征，天然适合构建梯级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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