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身后，那座曾扼守黄河咽喉的雄城，正在无边的夜色中等待着它注定的结局。
王泰逃跑后，其部下将领赵敻等人并未追随，而是选择献出河阳城，向围困洛阳的唐军投降。这标志着郑政权在黄河北岸最重要的据点彻底丢失，洛阳的北大门洞开。
王泰弃城逃走后，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他的具体去向和最终结局。结合到当时的历史背景，王世充政权在河阳失守后数月（同年五月）即彻底覆灭，王世充本人投降后被仇家所杀，其核心将领和宗室大多被杀或被俘。
王泰作为弃城失地的将领，当然不敢回归洛阳，即使逃回洛阳，在郑政权崩溃前夕的混乱中，也极难有好的下场。他很可能在随后的洛阳陷落过程中被杀，或者在逃亡途中不知所踪。
古河阳城故址位于今日河南省焦作市下辖的孟州市南部区域，其具体位置坐落在孟州市区东南方向约十公里处的古县村及其周边地带。该地北临黄河故道，自古以来便控扼着黄河中游的重要津渡，是从山西高原南下进入河洛盆地的咽喉锁钥之地。
古河阳城雄踞于洛阳的正北方向，直线距离不过五十余里（约合25公里左右），堪称拱卫洛阳北大门的战略前沿阵地。这段看似不远的距离中，却横亘着黄河天堑，河阳城直接扼守于黄河渡口的南岸，成为洛阳北部方向最具战略价值的桥头堡。
尤其是在隋唐时期，围绕河阳形成了由“北中城”、“中潬城”、“南城”三座城垒与河阳浮桥共同构成的庞大防御体系，史称“河阳三城”。三城跨河而立，通过一座可以部分拆卸以控水陆交通的巨型浮桥紧密相连，不仅成为沟通黄河南北的陆路要道（连接太行陉、轵关陉等通晋孔道），更是构建了洛阳外围最为坚固的北部屏障。
当李唐大军统一中原的烽烟燃起之时，此地戍卒得以扼守河津，拒唐军于黄河之北；承平之日，则舟车辐辏，四方商旅云集，是拱卫都城安危与经济交流的关键节点。
从更宏观的地理格局审视，河阳所矗立之处正处于洛阳小平原的北部边缘，背靠黄河，面向洛阳。洛阳位于伊洛盆地核心，而河阳城则在盆地之外、黄河南岸的一处战略高地上，犹如一柄出鞘的利剑，直指北方可能来袭之敌。两者相距咫尺，一为帝都中枢，一为门户要塞，构成了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防御共同体。
史书所载“洛都北门，锁钥河阳”、“去都五十里，呼吸相应”，皆形象地道出了两地空间上的近密联系与军事上的依存关系。
唐军平定王世充之战，李世民攻取洛阳前必先确保河阳方向无忧，即是此理。今日，其遗址虽历经千年沧桑，被黄河泥沙与村镇变迁所覆盖，但借助孟州市古县村一带的地名遗存、考古发现以及对古黄河河道变迁的考证，现代学者已可较为精确地锚定这座控扼河洛千年的军事重镇之所在。
王泰的仓皇夜遁如同抽走了河阳城的最后一丝精气，留下的只有恐慌弥漫的空壳和一群茫然无措的守军。当黎明微光艰难地刺破笼罩河阳的阴霾时，以将领赵敻为首的一批中下级军官迅速从混乱中清醒过来，他们心中很清楚，困守孤城、群龙无首的下场唯有玉石俱焚。与其为王世充这艘注定沉没的破船陪葬，不如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为自己也为麾下士卒寻一条生路。
赵敻等人当机立断，一面迅速弹压城内可能出现的零星抵抗，稳定住人心惶惶的局面，一面紧急派出心腹使者，携带盖有河阳守军官印的正式降表，缒城而出，火速奔向城外最近、也是正与单雄信部对峙的唐军总管王君廓大营。降表中言辞恭谨，痛陈王世充“僭逆失道”，表达“久慕王化”之心，并详述王泰弃城经过，声明河阳军民“倾心归附”之意，恳请王师入城纳降。
王君廓接到降表，并未轻信。他一面命令信使暂留营中，一面立刻派出多路精锐斥候抵近河阳城下侦查虚实，同时飞骑向坐镇洛阳前线的最高统帅秦王李世民急报。斥候回报确认河阳城门已开，城头郑字旗帜尽数撤下，守军确有归降迹象，且王泰确已无踪。王君廓这才放下心来，他深知河阳作为黄河北岸锁钥、洛阳北面门户的战略价值，接收此城意义重大。
王君廓立刻点起本部精兵，以威严之师、严整之阵开赴河阳南门。在城门口，赵敻等主要将领已卸甲解兵，手捧河阳城防图籍及府库册簿，恭候于道旁。一场简单而郑重的受降仪式在肃杀的气氛中进行着。
赵敻等人作为降将俯首请罪，王君廓则代表唐廷宣谕安抚，宣布赦免归顺者前罪。唐军随即有序入城，接管城防、府库及各处要隘，于是乎，河阳城兵不血刃地更换了主人。王君廓率军进驻城内，一面安民告示，约束军纪，一面将接收详情及赵敻等人的降表原件，连同自己的奏报，以六百里加急火速呈送秦王李世民行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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