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辆自行车，看着好像比蒙山印刷所里那辆还要新一些。
刘子魁进城也算见了点世面的，城里的黄包车、自行车，鬼子的摩托车、小汽车、大卡车他已见惯不怪。
可这辆自行车不一样，这是魏俊杰骑来的！
他忍不住想，魏俊杰凭什么能骑自行车呢？
他记得上次在蒙山印刷所，自己只是看着稀罕摸了一下，就被抗大一分校的干部训斥了一通，怎么这才半年时间，交通员就都能人手一辆骑上了？
魏俊杰看出他的羡慕，笑着一拍车座，压低声音道：“眼馋不？回头我教你骑呀。”
“呸，不稀罕！”
少年扭脸，嘴上不肯吃一点亏，可心里已经想着回部队后就把交通员的工作抢回来，以后自己也能骑着自行车到处跑。
他愈发急切地想要离开这里了，那天夜里辗转反侧，思索着如何尽快完成抵制联银券的任务，他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压力山大。
可实际上地下工作风险极大，组织上不可能把如此艰难又重要的任务寄托在一个15岁的少年身上。从一开始他们的工作重心就放在城内的店铺掌柜们身上，明面上利用商会动之以情，暗地里夜间拜访晓之以理，才促成了全城抵制的局面。
在钱掌柜的心目中，刘子魁动员码头工人只能算是一步以锻炼新人为主要目的的闲棋。
然而有道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恰恰是这一步闲棋，却成了整个抵制运动的关键。
安全护送魏俊杰离城后，刘子魁每天下午都抽出两小时时间去码头，想尽办法给工人们传递抗日救亡思想。起初他还遮遮掩掩，否认自己和中共地下组织有关联，所有人都笑了：“不是地下党，不是抗日分子，谁有这闲工夫天天跑码头上来东拉西扯？”
好在大家看他是个孩子，又有石元禄在旁边照应，都没想过要向汉奸和日本宪兵举报他。
刘子魁闻言也不装了，趁几个人在树下休息的时候讲八路军的传奇事迹，就像当初王茂生在磨坊峪给村民讲故事那样，绘声绘色地讲述梁山大捷怎么打死了天皇外甥，打得小鬼子哭爹喊娘狼狈逃窜。
还别说，老百姓就爱听这些，他们不自觉地打听：“天皇外甥长什么样啊，是不是个头也不高？他用来自杀的刀把是不是金的？”
刘子魁就煞有介事地胡编一气：“何止刀把是金的，那长田敏江全身上下都金光闪闪的，戴金边眼镜，镶了一口大金牙，军服都是金扣子金丝线，又矮又胖还长了一双罗圈腿，远看像个矮冬瓜，近看就一癞蛤蟆……”
大家听了一阵哄笑，吸引了更多人围过来。
刘子魁讲完击毙天皇外甥的事情再讲他在白彦镇偷炮弹的经历，自然而然地把话题引到了“根据地建设如火如荼，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这些在码头上卖力气的，大都和石元禄一样是失地农民，听说八路军攻下白彦后先发粮食又分地，全都羡慕得不得了。
刘子魁又给他们普及减租减息的政策。他对这块儿内容不太熟，只记得前一期《游击报》上对于债务问题写过这么一句话，农民战前所欠的旧债，年利息一般不得超过一分半，如债务人付息已超过原本一倍者，停利还本，如付息已超过原本两倍者，本利停付，原借贷关系视为消灭。
“按照这个政策，石大叔你欠地主八块大洋，给他干了5年工就直接抵消了，那三十多块的利息不用还啦！”
石元禄听到这话欢喜地抓耳挠腮，如果真是这样，他就不用再出来躲债了，回去租上几亩地勤奋干几年，说不定还能攒点钱把地赎回来呢。
刘子魁的描述让大家开了眼，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好像干活都有劲儿了许多。
不过到了当天晚上，现实就给了他们沉重一击，上面发工钱的还是联银券，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买不到粮食要饿肚子了。
不是每个人都像石元禄那样幸运获赠粮食的，有几个饿了一宿的工友撑不住了，第二天再来码头就商量着跟工头谈条件：“不要联银券只要法币，不给法币不干活！”
于是，当日本商号又一艘满载的货船靠岸时，他们选择了无动于衷，还把石元禄等人也按住，给工头和日本人施加压力。
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一次单纯的怠工，日本人只要拿出法币来，哪怕几元十几元钱做个态度，他们就会继续干活。
但不巧的是，城里的商户刚刚组织了请愿团，跑到伪政府行政公署去进行了一场合法的申诉。日本人为此正在气头上，听到码头工人“罢工”的消息，先入为主地认为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响应行动，立刻就调了宪兵队过来。
那些宪兵把码头团团包围，拿枪逼迫工人们立刻上工。
就算是到这时候，包括石元禄在内的多数工人还是打算乖乖听话干活的，可他们之中确实又有几个人饿得腿软没力气，坐在地上一时半会起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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