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俄罗斯与拿破仑时代的冰与火（1799 - 1856）
第十九章 克里米亚的硝烟：蒸汽战舰敲响的帝国丧钟（1853 - 1856）
第一节 圣地争夺战的荒唐开篇
一、东正教与天主教的“钥匙之争”：耶路撒冷教堂门后的玄虚纠葛
1852年深秋，耶路撒冷圣墓教堂宛如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静静地伫立在历史的长河中。教堂前的石板路，在岁月的磨砺和无数信徒的踩踏下，变得光洁如镜。两名裹着头巾的奥斯曼税吏百无聊赖地蹲在路旁，有一搭没一搭地数着朝圣者投入铜盘的银币。日复一日的单调工作，早已让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麻木与倦怠，曾经的热情也已消磨殆尽。
然而，这份宁静瞬间被一声怒吼打破。一名希腊教士怒目圆睁，像一头发怒的公牛般，猛地揪住了拉丁修士的胡子，那场景仿佛两只为争抢咸鱼而厮打的野猫。希腊教士涨红了脸，脖子上的青筋根根暴起，声嘶力竭地吼道：“这钥匙在我们东正教手中已传承三百年！”他腰间别着的那把铜钥匙，在秋日的阳光下闪烁着刺眼的光芒，仿佛在彰显东正教对这把钥匙所拥有的悠久历史和绝对权威。
对面的法国神父也毫不示弱，他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傲慢与坚毅，小心翼翼地从法衣里掏出一份泛黄的羊皮纸，高高举起，犹如举起一面战旗，大声说道：“睁大眼睛看清楚！这是1244年教皇英诺森四世的手谕！”那语气，仿佛这份手谕就是他无往不胜的利器，能让对手瞬间哑口无言。
这场围绕钥匙展开的争夺战，其荒谬程度堪比菜市场里为争抢最后一根萝卜而引发的争吵。圣墓教堂正门的钥匙，本不过是一个承载着宗教历史与传统的象征符号。然而，在当时的局势下，它却如同一个威力巨大的导火索，随时可能引爆三大帝国之间的矛盾。
消息传到沙皇尼古拉一世耳中时，他正在冬宫那金碧辉煌的宫殿中处理政务。他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犹如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他愤怒地摔碎手中的茶杯，碎片四溅，茶水洒了一地，咆哮道：“法国佬连教堂门朝哪边开都不清楚，也配谈圣地监护权？”在他心中，俄国作为东正教的守护者，对圣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拥有着天然的权利，岂容法国这个天主教国家染指。
事实上，这场看似荒谬的“钥匙玄虚”背后，隐藏着拿破仑三世的精妙算计。这位靠政变上台的法国新皇帝，正面临着国内诸多矛盾与问题。为了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他急需一场对外冲突。而争夺圣地保护权，无疑是一个绝佳的契机。一方面，这可以讨好国内强大的天主教势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也能够给老对手俄罗斯制造麻烦，打击俄国在宗教和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毕竟，全欧洲都知道，沙皇一直以东正教徒的守护者自居，对圣地事务极为关注。
可怜的奥斯曼帝国，此时就像一块置于烤架上的羊排，夹在两大强国之间，左右为难。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坐在堆满文件的案桌前，愁眉苦脸地看着两份最后通牒。一份是来自巴黎的外交照会，上面盖着象征法国的鸢尾花纹章；另一份是圣彼得堡发来的国书，上面盖着俄国威严的双头鹰徽记。这个被戏称为“欧洲病夫”的帝国，此刻才惊觉，自己连充当裁判的资格都没有。俄国的黑海舰队已在塞瓦斯托波尔升起战旗，那猎猎飘扬的旗帜宛如一把利剑，刺痛着奥斯曼帝国的神经；而法国的地中海舰队正气势汹汹地驶向贝鲁特港，仿佛随时都会发动一场毁灭性的攻击。
二、尼古拉一世的“奥斯曼遗产臆想症”：病榻上的地图涂鸦
让我们把时光回溯到1844年的伦敦。这是一座弥漫着贵族气息和政治风云的城市，威斯敏斯特宫的晚宴上灯火通明，各国政要身着华丽的礼服，面带微笑地交谈着。在这一场合中，尼古拉一世格外引人注目。他身高1米9，身材魁梧，宛如一座巍峨的高山。他握着维多利亚女王的手，脸上带着自信与傲慢，说出了惊世骇俗的预言：“土耳其已是垂死之人，我们必须提前商讨遗产分割事宜。”
说着，他如同一位专业的解剖师，用手比划着奥斯曼帝国的疆域。他宣称多瑙河公国应归俄国所有，因为那里与俄国在地理和文化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埃及可交由英国掌控，毕竟英国在中东地区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君士坦丁堡，这座曾经辉煌一时的城市，应作为自由市，成为各国交流的中心。他的语气中充满了对奥斯曼帝国未来命运的笃定，仿佛他就是那个主宰一切的命运之神。
十年后，尼古拉一世躺在御用军医马尔蒂诺夫的病榻上。他的身体已不复往日的硬朗，但心中依然怀揣着那个关于奥斯曼帝国遗产的幻想。他手持红蓝铅笔，在巴尔干地图上不断涂抹着。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狂热与执着，仿佛这张地图就是他的整个世界，而他正在上面勾勒着俄国未来的辉煌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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