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如同白驹过隙，悄然滑入1996年的深秋。距离那个牵动着全港市民，乃至全球目光的历史性节点——1997年7月1日，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
香港这座繁华喧嚣的东方之珠，此刻正笼罩在一层复杂而微妙的氛围之中。维多利亚港的夜景依旧璀璨，兰桂坊的霓虹依旧闪烁，中环的脚步依旧匆忙，但在这表面的繁华之下，一种难以言喻的焦虑和不确定性，如同深海的暗流，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悄然涌动。
关于“九七”的讨论，充斥着报纸的专栏、电视的清谈节目，以及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闲聊。乐观者憧憬着“港人治港”的新时代，期待着与庞大祖国经济体系融合带来的新机遇；悲观者则担忧着自由的消逝、法治的动摇，甚至上演着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各种猜测、谣言和解读，真假难辨，在市民中传递，加剧着人们内心的彷徨。
而与此同时，来自东南亚的经济信号，也开始为这层本就复杂的氛围，蒙上了一层阴影。
最初，只是泰国金融市场的一些异常波动，以及关于索罗斯等国际炒家做空泰铢的传闻。对于习惯了金融风浪的香港人来说，这似乎只是遥远的“他人之事”。然而，随着泰铢危机的加剧，并开始向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国蔓延，恐慌情绪不可避免地传导到了香港。
电视新闻里，关于东南亚货币贬值、股市暴跌、企业倒闭的报道日益频繁。本地的财经评论员们，开始忧心忡忡地分析这场风暴对香港经济可能造成的冲击，特别是对联系汇率制度的潜在威胁。长期高烧不退的香港楼市，也出现了松动的迹象，成交量萎缩，部分前期涨幅过快的区域甚至开始出现小幅下跌，这让习惯了“买楼必赚”神话的市民感到了一丝寒意。
林轩身处其中，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媒体上的宏观报道，更是周遭环境实实在在的变化。
他去银行办理业务时，明显感觉到信贷部门的审批变得更加严格，对抵押物的要求也更高了。
黄耀龙的反馈印证了他的感受。之前合作还算顺畅的一些供应商，最近开始频繁催款，甚至提出要缩短账期，或者要求预付部分定金才肯发货，理由是“近期资金周转紧张”。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
陈家俊也抱怨，订购的一些进口电子元器件，交货周期变长了，价格也有所上涨，对方解释说是“东南亚那边工厂受影响，供货不稳定”。
甚至连他们租用的观塘工业大厦，都显得比以前冷清了一些。楼下相熟的茶餐厅老板私下告诉林轩，最近来吃饭的工人少了，好几家小工厂接不到订单，已经提前给工人放假了。
这一切的迹象，都在林轩的脑海中不断叠加、印证。他那来自未来的灵魂，比任何人 都清楚，这绝不仅仅是“九七”前的正常焦虑，更不是一场区域性的、短暂的风波。一场席卷亚洲，甚至可能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正在积聚能量，其破坏力将远超现在所有人的想象。
他知道索罗斯们的目标绝不仅仅是泰国、印尼，作为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拥有巨额外汇储备但经济结构又存在明显弱点（过度依赖地产和金融）的香港，迟早会成为国际炒家们围猎的目标。而一旦联系汇率制度受到冲击，其后果不堪设想。
这份“先知”的沉重，让他倍感压力。他不能像其他人一样，仅仅是担忧或观望。他必须为芯启科技这艘刚刚起航的小船，提前规划好应对惊涛骇浪的航线。
芯启科技内部，也开始受到外部氛围的影响。虽然林轩一直强调要专注于研发，但员工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们每天看新闻、听广播，和家人朋友交流，不可能不被外界的焦虑所感染。
一些新加入的工程师，当初是冲着芯启科技的技术前景和林轩描绘的蓝图来的，但现在看到外部环境恶化，心里也开始打鼓。有人私下找到黄耀龙，旁敲侧击地打听公司的财务状况，担心万一经济形势继续恶化，公司能不能撑得住，会不会裁员，甚至发不出工资。团队内部的沟通交流，似乎也比以前少了一些轻松，多了一些沉重。
林轩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变化。他知道，在这个关键时刻，稳定军心比什么都重要。
他在一次内部的技术分享会后，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结束，而是留出了一些时间，主动和大家谈起了当前的经济形势。
“我知道，最近大家看新闻，或者听身边人说，可能都有些担心。”他没有回避问题，语气平静而坦诚，“香港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加上周边一些国家确实出现了一些经济上的麻烦，未来一段时间，不确定性确实在增加。”
他没有粉饰太平，而是先承认了客观存在的风险。这反而让员工们觉得他比较真诚。
“但是，”他话锋一转，提高了声调，“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芯启科技，是做什么的？我们是一家技术公司！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是我们的技术，是我们正在研发的‘麻雀’芯片，是我们未来要打造的EDA工具！这些东西，不是靠炒楼炒股炒出来的泡沫，而是实实在在的、能够改变人们生活、推动产业进步的硬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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