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既已定计，我便不再迟疑。新野的事务千头万绪，每一刻都宝贵无比，但“崇文馆”的重建，在我看来，其战略意义绝不亚于修缮城防、囤积粮草。它关乎人心，关乎未来，是我独立布局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必须尽快落实。
接下来的数日，我于处理军政事务的间隙，亲自在县城内勘察合适的地点。新野城小，历经战火摧残后，完整的院落本就不多。我的要求看似简单，实则苛刻：既要相对僻静，远离主街和军营的喧嚣，以利于文姬静心治学；又要绝对安全，必须处于我能够完全掌控、或者说，能够确保万无一失的区域内，毕竟那些典籍的价值无可估量，文姬本人的安危更是重中之重；同时，房屋本身不能太过破败，至少要有修缮的基础，否则重建的成本和时间都难以承受。
我否决了几个看似不错的地点。有的过于靠近城墙，战时易受波及；有的虽僻静，却位于鱼龙混杂的区域，不利于保密和安全；有的院落宽敞，但四面漏风，几乎等于废墟。最终，我的目光落在了一处位于我临时府邸后街、隔着两条小巷的独立小院。
这处院落不大，前后两进，几间厢房，还有一个小小的天井。前主人似乎有些家底，主体结构尚算稳固，只是门窗朽坏，墙壁斑驳，庭中杂草丛生，透着一股荒凉气。但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其位置——它恰好处于我亲卫营负责巡逻的核心区域边缘，周边邻居稀少且多为依附于我们的军眷或老实巴交的本地遗民，便于暗中监控。更重要的是，院墙虽不高，但稍加修整，便能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易于防范。
就是这里了。虽然简陋，但安全和安静这两个核心要素基本满足。至于其他的，只能因陋就简，慢慢来了。
我当即召来石秀。这位面容沉毅、行事干练的年轻人，早已是我最信赖的左膀右臂之一，负责着诸多我不能假手于人、甚至不能让主公知晓的事务。对于我的命令，他从不多问缘由，只会一丝不苟地执行。
“石秀，”我指着那处院落的方位，言简意赅，“这处院子，我要用。你带几个最可靠的人，尽快把它修缮出来。”
我顿了顿，看着他投来的询问目光，补充道：“不必追求华丽，但务必做到三点：第一，坚固安全，门窗要换最好的，院墙要加固，特别是后墙和隐蔽处，不能留下任何死角；第二，洁净整齐，屋舍漏雨处要补好，地面要平整，墙壁粉刷一遍，清除所有杂草秽物；第三，内部格局，辟出几间用作书房和藏书室，需要多做一些坚固的架子，样式不必讲究，结实耐用即可，再准备几张宽大的桌案和坐具。”
我特意强调：“所有用料，以实用为上，不必铺张。此事要快，但更要隐秘，不要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对外，就说是我府邸扩建，需要一处安静的地方处理公务和存放……一些不重要的杂物。”
石秀目光一凝，重重点头：“属下明白。” 他很清楚“可靠的人”、“隐秘”、“不重要杂物”这些字眼背后的含义。这绝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房屋修缮。
安排完石秀，真正的难题才刚刚开始——物资。
此刻的新野，用“一穷二白”来形容也毫不为过。每一根木头，每一块砖瓦，甚至每一张可以书写的纸，都是宝贵的战略资源。城防要修补，营房要搭建，农具要打造，军械要维护……处处都需要物资。府库里那点微薄的存货，早已被我以“军师”的名义精打细算，优先投入到了最急需的地方。想要额外挤出资源来修建一个“非紧急”、“非必要”的崇文馆，几乎是不可能的。
若是向主公请示，以他的仁厚，或许会同意，但必然会引起不必要的关注，甚至可能招来蔡瑁等人的非议——“刘备穷兵黩武，初来乍到便大兴土木，耗费民力”。更重要的是，崇文馆是我独立计划的一部分，它的运作和核心内容（未来可能涉及的超越时代的知识启蒙），绝不能置于刘备集团的公开视野之下。
因此，这笔开销，必须由我，动用我自己的力量来解决。
夜深人静时，我提笔写了一封密信。信上的内容并非直接索要建材，而是以“军需周转”、“采购特殊舆料”（例如制作精密沙盘或特殊器械所需的干燥硬木、高品质麻布等）为名，列出了一份详细的清单，并附上了相应的“预估市价”和交割方式。
我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只用了一个我们之间才懂的隐晦标记。然后，我将密信交给一名绝对忠诚的玄镜台信使，低声嘱咐了几句，看着他迅速消失在夜色中。
我知道，这封信会通过玄镜台最隐秘的渠道，辗转送到那个远在徐州（或许已在南下途中，但她的商业网络早已遍布各地）的女子手中——糜贞。
我相信她的能力。糜家的商业网络，经过这些年的经营和我的暗中扶持，早已渗透到中原的各个角落。更重要的是，她掌控着一部分属于我的、独立于刘备集团之外的秘密资金。这些资金的来源复杂，有我早年在洛阳和长安时期积累的“灰色收入”，有玄镜台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的“外快”，也有糜家商队运作所得利润的一部分分成。这笔钱，是我真正的底牌之一，也是我能独立支撑起玄镜台、秘密工坊以及未来更多计划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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