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初春，冲突后不久
黄干事栽赃未遂，在李姐那近乎冰冷的逻辑与事实面前灰头土脸，威信扫地。车间里关于他“偷鸡不成蚀把米”的窃窃私语，如同嗡嗡的蝇群，让他暂时收敛了气焰，见到阿娣也远远绕开，只是眼神里淬着毒。阿娣获得了短暂的喘息，但手指的伤和打包工位的重压，依旧如影随形。
李姐那天的“公道”，像一道冰冷的指令刻在了阿娣心上。他不再仅仅是为了钱，更带着一种近乎报恩的、近乎自虐的狠劲，把自己往死里逼。他咬着牙，忍着指尖每一次用力勒紧打包带时传来的、几乎让他昏厥的剧痛，动作反而比之前更快、更猛。汗水混着脓血，在他肩头磨破的工装上结成深褐色的硬痂。他几乎不休息，不喝水，像一台上足了发条的机器，疯狂地追赶着流水线的速度。他要证明给李姐看，证明给所有人看，他苏阿娣不是废物，他能干！他必须干下去！
李姐依旧板着脸，哨声依旧尖厉，呵斥也并未减少，但阿娣能感觉到，她扫过他工位时，那冰冷的目光偶尔会在他因剧痛而微微抽搐的手指上停留一瞬，眉头几不可察地拧一下，却也没再说什么。这近乎无言的默许，成了阿娣在疼痛深渊中唯一能抓住的浮木。
林秀的关怀，也从无声的馈赠，变成了偶尔低语的提醒。一次在食堂排队，她低着头，声音细得像蚊子叫，却清晰地钻进阿娣耳朵：“阿娣哥…小心点黄毛…我听见他跟人吹牛，说…说黄干事是他表舅…”阿娣心头一凛，瞬间明白了黄毛之前肆无忌惮的底气从何而来。他默默点头，对林秀投去感激的一瞥。在这个冰冷的地方，这点滴的暖意，是支撑他走下去的微光。
红药水每天涂抹，伤口在剧痛与药水的刺激下，反复拉锯。炎症似乎被强行压制住了一些，不再流脓，但红肿依旧，每一次触碰都疼得钻心。阿娣用破布条把受伤的手指和旁边的手指紧紧缠在一起，勉强固定，减少活动时的撕扯。这让他动作更加笨拙，效率有所下降，但他咬着牙，用更多的力气和更长的加班时间来弥补。
终于，在又一次加班到深夜、拖着几乎虚脱的身体回到宿舍后，阿娣摸到了口袋里那几枚省吃俭用攒下的硬币——够买一张邮票了！这个念头像一剂强心针，瞬间驱散了身体的疲惫。他摸索着从上铺枕头下拿出那支从家里带来的、笔尖早已磨秃的圆珠笔，又从包袱最底层翻出一张皱巴巴、边缘磨损的信纸——那是他离家时，阿妈偷偷塞进包袱的，上面还带着灶膛烟火的气息。
他趴在冰冷的铁架床板上，借着窗外昏黄的路灯光，手指因为激动和未愈的伤痛而剧烈颤抖，几乎握不住笔。他深吸一口气，用尽全身力气，在信纸最上方，笨拙而用力地写下：
**爹、妈：**
墨水在粗糙的纸面上洇开，模糊了笔画。他停住，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鼻子酸得厉害。他想说深圳好大，楼好高；想说他在厂里干活，能吃饱（他犹豫了一下，划掉了这句）；想说手指不小心划破了，快好了；想说月底就能再寄钱回去……最终，千头万绪只凝结成最朴素的几个字：
**儿平安。**
**勿念。**
**保重身体。**
**儿：阿娣**
写完，他长长舒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他把信纸仔细折好，连同那张早已烂熟于心的汇款收据（证明他寄过钱了）一起，塞进一个同样皱巴巴的信封里。信封上，他再次颤抖着，一笔一划，极其认真地写下那个在心底默念了千百遍的地址：
**苏北省 清河县 娘花村 苏有根（父） 收**
第二天，难得的休息日（半天）。阿娣早早起床，仔细洗了脸（尽管水是冷的），换上那件相对干净些的工装（虽然依旧灰扑扑），小心翼翼地把那封承载着千钧重量的信揣在贴胸的口袋里。他拒绝了黄毛等人去镇上录像厅的邀约（也根本没钱去），揣着仅剩的几毛钱，脚步带着一种近乎朝圣的急切，走向厂区外那个小小的邮政所。
邮局里人不多。柜台后面坐着的，还是上次那个面无表情的中年女营业员。阿娣走到柜台前，踮起脚，将信封和那张宝贵的八分钱邮票，一起递了过去，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激动和一丝紧张：“同志，寄信…寄到苏北…”
女营业员接过信封，扫了一眼地址，又拿起那枚邮票在日光灯下照了照（这个动作让阿娣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然后拿起一个蘸满浆糊的海绵块，在邮票背面抹了抹，“啪”地一声贴在了信封右上角。阿娣的心随着那清脆的一声响，重重落下，随即被巨大的喜悦充满——成了！阿爹阿妈很快就能知道他的消息了！
然而，就在女营业员拿起邮戳，准备盖下去的那一刻，她办公桌上一部老旧的黑色电话机突然“叮铃铃”地刺耳响起。女营业员皱了皱眉，放下邮戳，接起电话：“喂？…嗯…是…嗯？…什么？！”她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丝惊讶，“…娘花村？…整个清河县下游？…邮路断了？什么时候的事？…要多久？…行，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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