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 2 月的北平城，残雪尚未消融，凛冽的寒风中，胡同深处飘出袅袅炊烟，为这座刚获新生的城市增添了几分烟火气。青砖灰瓦的屋檐下，“庆祝北平和平解放” 的红底金字横幅在风中轻轻摇曳，街角墙面上新刷的标语 “打倒反动派，建设新中国” 鲜红刺目，仿佛在宣告着旧时代的终结与新征程的开启。
李天佑紧了紧蓝布棉袄的领口，哈出的白气瞬间在冷空气中凝成细小冰晶。他小心翼翼地踩着青石板路上结着的冰碴，拐进西单牌楼附近一座青砖灰瓦的院落。门楣上 “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的木牌刚刷过桐油，在冬日稀薄的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崭新的字迹昭示着这里已成为城市新的权力中枢。
军管会临时办公处设在原警察分局的三进小院里，昔日门楣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已被扯下，取而代之的是一面簇新的红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红得夺目，红得热烈。
“同志，请登记事由。” 门口站岗的小战士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拦住他，年轻的脸庞被寒风吹得通红，枪托上系着的红布条在风中一荡一荡，格外醒目。李天佑指了指腋下夹着的蓝布包裹，声音坚定：“我来归还组织产业。” 他的话语简短有力，仿佛承载着多年的夙愿。
“同志，请问民事科怎么走？”进了门，李天佑拦住一位挎着牛皮公文包的年轻军人。对方帽檐下的眉眼还带着学生气的青涩，闻言立刻立正，身姿挺拔：“东厢第二间，门口有牌子。” 军人的回答干脆利落。
穿过挤满领救济粮百姓的院子，人声鼎沸，嘈杂的话语声中满是对新生活的期待，李天佑终于来到后院东厢的办公室。墙上新刷的石灰还泛着潮气，散发着淡淡的气息。推开咯吱作响的雕花木门，褪了色的水磨石地板上，毛主席像下方摆着两张榫头松动的榆木桌，桌面上堆满了文件和账簿，记录着这座城市新旧交替的点点滴滴。
最里侧的桌后，坐着一位穿灰布军装的干事，正用蘸水笔在泛黄的账簿上勾画。他的棉布军装肘部打着补丁，袖口磨得发白，钢笔尖划过纸张，发出沙沙的声响。听见脚步声，他抬头推了推圆框眼镜，目光温和：“小同志，你找谁，有什么事吗？”
“报告首长，我是来归还组织产业的。” 李天佑郑重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一层又一层小心地展开，露出里面的房契和账本以及两根大黄鱼，“四季鲜菜行，两间门脸带后院仓库，地址在南门大街甲七号。” 他的动作轻柔而庄重，仿佛在进行一场神圣的仪式。
“归还产业？小同志，我是军管会民事科科长赵明远。” 赵明远起身将李天佑迎到桌边坐下，还热情地给他端来一杯热水，歉意地说道，“我们这里没有茶叶了，只有热水，希望你不要嫌弃。” 他的话语中满是关怀，让人倍感温暖。
“赵科长，我是四季鲜的东家李天佑。” 李天佑深吸一口气，开始讲述那段尘封的往事，“我父亲李有水和母亲张春妮是红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牺牲之后，吴婶…… 就是吴小花同志把我接到了教会的慈幼院里照顾。后来由于叛徒出卖，吴婶和周金生、陈东海两位叔叔为了保护我们牺牲了。” 回忆起往昔，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伤痛，但很快又坚定起来。
说着，他将房契、账本和两根大黄鱼一字排开，语气沉重：“1947 年开店的本钱，是地下党吴小花同志留下的组织经费。当年吴婶把经费缝在棉袄夹层里，被黑狗子追杀时…… 现在北平解放了，这产业该物归原主。” 他的每一个字都饱含着对革命先辈的敬意与感恩。
“小同志，除了这些还有其他证明吗？” 赵明远和蔼地问道，“他们的证件什么的你还有吗？” 他的眼神中满是谨慎与负责。
“没了，47 年田丹同志来北平调查慈幼院被出卖的事情的时候，那些证件我就已经交给她了，她最近应该在北平城，你可以找她核实。” 李天佑如实回答，眼神中带着一丝期待。
赵明远沉吟了一会儿，摘下眼镜仔细擦拭，起身从铁皮柜取出牛皮档案袋。封皮上用毛笔工整写着 “地下党烈士遗孤安置档案”，翻开内页，泛黄的纸上赫然贴着吴婶模糊的证件照。他的指尖在 “吴小花” 的照片上停顿良久，照片里的妇人梳着圆髻，眉目温婉，与他记忆中那位总在深夜递送药品的 “裁缝铺吴大姐” 渐渐重合。
“周金生、陈东海…… 对得上，四七年二月护送任务中牺牲的两位同志。” 他的食指在烈士名单上缓缓划过，忽然抬头盯着李天佑耳后的疤痕，语气中带着一丝惊讶，“你就是那个磕破头昏迷的小鬼？档案里记着一共失踪了四个孩子。”
“是的，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他们年纪还小，今天没让他们过来。当年吴婶留下了两根小黄鱼和七块大洋的经费，我拿那些钱做生意了。” 李天佑点点头，回忆如潮水般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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