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四十分，地下指挥室的灯刚调亮，丁义珍已经坐在主控台前。屏幕上的七个红点依旧稳定，张建国所在的房间监控画面里，他正低头喝粥，手还是有点抖，但比昨天稳当了。
安欣推门进来，手里夹着平板：“人醒了，吃了早饭，情绪还算平静。就是一直问，能不能再确认一下孩子那边的事。”
“钟小艾那边回了吗？”丁义珍头也没抬，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下，调出教育系统备案编号。
“半小时前发来的。”安欣把平板递过去，“燕京育才中学的预录取函已备案，绿色通道审批通过，随时可激活转学流程。她还说，要是真用上了，校方安保直接对接市局特勤。”
丁义珍点了下头，起身抓起外套：“走，我去看看他签字。”
两人穿过两道安检门，进入证人接见区。单向玻璃后，专案组的检察官已经就位，笔录设备开启，录音时间戳归零。张建国坐在桌边，面前摆着空白笔录纸，眼神来回扫视，嘴唇抿成一条线。
丁义珍没进去，站在观察侧室看了一会儿，忽然对耳机说了句：“暂停程序。”
安欣愣了下：“现在？”
“他还没准备好。”丁义珍盯着张建国的手，“不是不想说，是怕说了也没用。”
三分钟后，一段音频从内部广播系统播放出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语气温和：“妈，我这次月考数学年级前十，老师说我能冲清北班……生活老师刚给我送了加餐，说是学校特别照顾外地生。”
声音戛然而止。
这是另一名证人家属在封闭学校的日常通话，经过脱敏处理，不露姓名，不提案件，只留最普通的一段生活片段。
屋里的张建国猛地抬头，像是听见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
又过了半分钟，他伸手，把笔拿了起来，低声说：“我可以开始。”
笔录重启。张建国一口气说了四十分钟，从赵立冬批条的七张虚假报销单，说到三家空壳公司的资金流向，连发票编号、审批日期都记得清清楚楚。最关键的是，他提到一笔两千三百六十万的资金，最终流向了一个名为“海川物流”的账户，而这个账户的实际控制人，是徐江的表弟。
“这笔钱名义上是‘港口配套建设费’，实际上根本没项目。”张建国签字时手还在抖，但字迹清晰，“赵市长亲自打过电话，说‘账要做得干净，别让人挑出刺’。”
签完字，他长出一口气，整个人像被抽了力气，靠在椅背上，闭着眼说：“我这辈子，第一次觉得，说真话也能喘口气。”
丁义珍隔着玻璃看着这一幕，转身对安欣说：“把这段笔录先封存，原件不上网，纸质版锁保险柜。”
“你不传省里？”
“不急。”丁义珍摇头，“得让其他人也动起来。一个人说话是孤证，一群人开口，才是证据链。”
他回到指挥室，拨通周叔的专线：“启动‘信任链’，把张建国那句‘我说了实话，我家人现在很安全’，加密轮播，每十五分钟一次，覆盖所有安置点。”
周叔回得干脆：“明白，语音已剪辑，不带背景音，不露身份特征，只留那一句。”
不到一小时，李响带回消息：港务局档案员陈志明主动找看护人员谈话，要求见专案组；另外两名原本拒绝接触的证人，也提交了书面配合意向书。
“他们说，听到那个声音了。”李响坐在椅子上，脚翘到桌上，“虽然不知道是谁，但听着不像骗人。”
丁义珍笑了笑：“人不怕危险，怕的是看不到出路。咱们给他们一条看得见的路，他们自然愿意走。”
中午十二点，六块监控屏上，六个红点全部亮起绿灯标识——意味着所有证人已完成心理评估，进入可作证状态。
下午两点，丁义珍召集视频会议。安欣、李响、专案组法律顾问三方连线，桌上摊开银行流水、公司注册信息和张建国的笔录复印件。
“问题来了。”法律顾问指着几处数据，“张建国说钱进了海川物流，但银行记录显示，这笔款在到账当天就被拆成三十笔小额转账，分散到个人账户，路径乱得很，像是故意搅浑水。”
“这就是他们的聪明劲儿。”丁义珍敲着屏幕，“一笔大钱走明账容易查，拆成几十个小红包，打着‘员工奖金’‘劳务补贴’的名头，税务上都能糊弄过去。”
“可这么一来，证词和资金流对不上，法庭上容易被质疑。”
丁义珍喝了口茶：“那就找出他们漏掉的环节。”
他调出另一份资料：“徐江名下有家建材公司，叫‘宏远建工’，近三年承接了京海市五个市政工程，总金额超八千万。但这家公司，纳税记录稀少，员工名单只有十几人，工地照片全是空架子。”
“你是说，它也是空壳？”
“不止是空壳。”丁义珍放大一张发票扫描件，“看这里，材料采购价比市场高出三倍，运输费更是离谱。这些虚高的部分，就是洗钱的口子。张建国做的假账，很可能就是为这些发票打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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