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卯日，曹髦在朝堂上大论淮南之战的功劳，根据众人在这场战役中的表现，分别给予封爵和赏赐。
秋八月甲戌，魏国朝堂的人事变动仍在继续，骠骑将军王昶被任命为司空，接过新的重任，肩负起稳定朝堂的职责。
丙寅日，曹髦心怀对国家长治久安的期望，下诏道：“养老兴教，乃是三代树立良好风俗、流传不朽的重要举措。必须设立三老、五更之位，以此表达对长者和贤能的崇高敬意，聆听他们的教诲，将这些宝贵的经验记载于史册。如此，方能使天下顺应良好的风气，百姓受到教化。如今，应精心挑选品德高尚之人，担当此任。关内侯王祥，秉持仁义，志向高雅且坚定；关内侯郑小同，温和恭敬，孝顺友爱，遵循礼仪从不犯错。朕任命王祥为三老，郑小同为五更。”
诏令下达后，曹髦亲自率领众官员，依照古礼举行庄重的仪式。据《汉晋春秋》记载，仪式上，曹髦虚心向王祥请教治国之道。王祥恭敬地回答：“往昔，圣明的君主不仅完备了礼乐制度，还注重培养忠诚的品质。忠诚体现在言行之中，有大德之人的行为顺应天地之道。连上天都不会违背，更何况是人呢？”王祥的事迹在吕虔传中另有记载。而郑小同，是郑玄的孙子。据郑玄别传记载：“郑玄的儿子曾在孔融手下为官，被举荐为孝廉。孔融被围困时，他前去救援，不幸被贼寇杀害。他的妻子怀有遗腹子，在丁卯日出生，而郑玄恰好也出生于丁卯年，所以取名为小同。”魏名臣奏中还记载了太尉华歆的上表：“臣听闻，激励风俗、宣扬教化，没有比表彰善行更重要的；分封俸禄、授予爵位，没有比彰显才能更美好的。因此，楚人怀念子文的治理，让他的后代继承爵位；汉室嘉奖江公的品德，使他的家族显耀于世。已故的汉大司农北海郑玄，在当时的学术界，声名冠绝华夏，是一代儒宗。文皇帝表彰录用先贤，任命郑玄的嫡孙小同为郎中，并给予他长假在家。小同年过三十，年少时就具备美好的品质，精通六经，在乡里声誉卓着。海、岱地区的人们都称赞他的质朴自然，欣赏他的宽宏气量。观察他的行为举止，有质朴正直、坚定不移的品性，而且他恭敬谨慎、沉稳安静，尽心奉养亲人，不刻意追求表面的美好，不与人争名逐利。这样的人，正是清明之世应当表彰任用的，也是陛下前后诏书所斟酌寻求的人才。臣年老多病，精力不济，谨将此事奏明陛下。”
然而，郑小同的命运却充满悲剧色彩。据《魏氏春秋》记载，郑小同前去拜访司马昭，司马昭当时有一份机密奏疏，没来得及收起来。司马昭上厕所回来后，问郑小同：“你看到我的奏疏了吗？”郑小同回答：“没有。”但司马昭心中仍有疑虑，最终竟派人用毒酒害死了他。关于“三老”“五更”的含义，郑玄在注释《文王世子》时说：“三老、五更各一人，都是年老且经历丰富、已经退休的人。”在注释《乐记》时又说：“都是年高且知晓三德五事的老人。”蔡邕在《明堂论》中则认为：“更”字应写作“叟”。“叟”是对长老的称呼，因为字形与“更”相似，书写的人就误写成了“更”。比如“嫂”字是“女”旁加“叟”，现在也有人误写成“更”，由此可以验证“更”应为“叟”。但对于蔡邕的说法，诸位儒者意见不一，松之也难以判断孰是孰非。
就在这一年，青龙、黄龙多次出现在顿丘、冠军、阳夏县界的井中。这些祥瑞之兆，本应让百姓们感到欣喜，认为是国家昌盛的象征。但曹髦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深知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的深意。
甘露四年（公元259年）春，正月，宁陵县界的井中又出现了两条黄龙。据《汉晋春秋》记载，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吉祥的征兆，纷纷为此庆贺。曹髦却神色凝重地说：“龙，象征着君主之德。如今它既不在天空翱翔，也不在田野中安处，却屡次屈居于井中，这并非是好兆头。”于是，他写下《潜龙之诗》来自我讽喻，抒发心中的郁闷与担忧。司马昭看到这首诗后，心中对曹髦产生了不满，君臣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更加微妙。
夏天六月，司空王昶不幸去世，魏国朝堂又失去了一位重臣。秋天七月，陈留王曹峻也离开了人世。冬天十月丙寅，朝廷对行政区划进行调整，从新城郡中分出部分区域，重新设置上庸郡。十一月癸卯，车骑将军孙壹竟被家中的婢女杀害，这一系列的变故，让魏国的局势愈发显得动荡不安。
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春，正月初一，天空出现日食。在古代，日食被视为上天的警示，这让本就忧心忡忡的曹髦更加焦虑。夏四月，曹髦再次下诏，命令有关部门遵循之前的旨意，再次晋升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之礼。
五月，洛阳城的天空仿佛被阴霾笼罩，压抑的氛围弥漫在每一个角落。高贵乡公曹髦坐在宫殿之中，看着朝堂之上司马昭日益膨胀的权势，心中的愤怒如熊熊烈火般燃烧。他深知，自己的威权正一天天被蚕食，若再坐以待毙，必将遭受废黜与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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