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月22日清晨，寒风凛冽，天光未亮。天津丁字沽街道上，接连传来两声凄厉的呼救。
六点二十分，天津冶炼厂女工田瑞淑捂着脸冲进派出所，鲜血从指缝间不断涌出；短短二十五分钟后，小五金厂女工董智玉也拖着鲜血淋漓的右臂前来报案。
两人先后遭遇持刀抢劫，最珍爱的手表被夺走。这场发生在黎明时分的连环劫案，揭开了轰动一时的“丁字沽抢表案”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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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晨曦中的黑影
田瑞淑强忍脸上剧痛，向民警描述惊魂一刻：“今早睡过了头，五点四十五分才出门。
走到小五金厂和冶炼厂中间那段路时，突然从背后蹿出个男人一把抱住我。”
她声音发颤，“他恶狠狠地说：‘把表摘下来，你喊我就捅死你！’我那块‘英纳格’表省吃俭用大半年才买到，实在舍不得，就一边挣扎一边喊救命。谁知他掏出把三棱刮刀，照着我脸就是两下……”
她哽咽着抚摸包扎好的伤口：“警察同志，破相我倒不怕，可那块表一定要找回来啊！”
民警仔细记录着每个细节。据田瑞淑回忆，歹徒约二十岁，中等个头，圆方脸，留着高平头，身穿蓝色棉袄，一口地道天津话。
几乎在同一路段，董智玉遭遇了相同厄运。“六点半左右，我刚走到庄稼地旁的土路，就被摔倒在地。”
她展示缠满纱布的右臂，“那人二话不说，用三棱刮刀连捅三四下，抢走我戴在右胳膊的‘上海’表。我喊救命时，他朝新村大楼方向跑了。”
两人描述的歹徒特征惊人相似，作案手法如出一辙——都是趁清晨女工独行时下手，都用三棱刮刀行凶，目标明确指向手表。红桥分局刑侦科判断，这极可能是同一犯罪分子在半小时内连续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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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迷雾重重
鉴于案犯来去方向都指向丁字沽新村大楼，且天寒地冻却未戴帽子，警方推断其住所应该不远，决定以丁字沽街为重点展开排查。
街道党委高度重视，立即召集各居委会治保干部和片警召开紧急会议。
广大群众积极响应，很快提供了大量线索。警方从中筛选出四个重点嫌疑对象，但经深入核查后，这些人的嫌疑都被一一排除。
初战受挫让部分侦查员产生动摇，认为丁字沽“没搞头了”。
但刑侦科长力排众议：“我们的分析有根有据，不是案犯不存在，而是排查工作不够细致。”
分局决定采取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的方式，重新对丁字沽进行地毯式摸排。这一坚持，让案件迎来转机。
经过一个半月的深入调查，一个曾被忽略的群体浮出水面——1969年下放黑龙江嫩江农场的十七名天津青年。
这些人户籍虽已迁出，但常回津探亲，案发时恰巧都在天津，案发后又陆续返回农场。他们中不乏有偷抢前科者，样貌特征也与受害人描述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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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北疆追踪
4月13日，三名侦查员北上嫩江农场。农场党委反映：1973年4月6日晚，这里发生过类似案件。
犯罪分子趁农场放电影时潜入女工宿舍，用三棱刮刀刺伤独居女工，抢走“梅花”牌手表后逃之夭夭。
两案对比，作案手法、目标、工具惊人相似。嫩江农场公安局立即召集七个分场的派出所所长部署排查，四名干部专职配合天津同行工作。
经过七天七夜连续作战，二十二岁的一分场职工郁国钧进入视线。
这个家住丁字沽东大楼61号楼的青年，背景令人侧目——其父原是天津某大厂工人，1960年因盗窃和调戏女工被“双开”。
郁国钧深得其父“真传”，在校期间就打架斗殴、调戏女同学，背着留校察看处分来到农场后，又因殴打保健站大夫被记过。
关键线索显示：郁国钧春节探亲后，本应2月23日返场，实际直到26日才销假。中间三天，无人知晓其行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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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哈尔滨情缘
更可疑的是，郁国钧在4月3日至10日曾擅自前往哈尔滨。侦查员立即奔赴冰城，却一无所获。
正当调查陷入僵局时，一封从哈尔滨寄给郁国钧的信被截获。
寄信人是家住道里区平安街102号的女青年王某某。侦查员再赴哈尔滨，在道里分局协助下找到王某某家。
起初王某某闪烁其词，但她母亲作为街道代表，厉声要求女儿如实交代。
王某某终于吐露实情：“去年6月13日，我回七里泡农场时只买到半途票，查票时急得不行。郁国钧偷偷把车票塞给我，帮我蒙混过关。从此我们就好上了。”
她证实郁国钧确实两次到访：“春节后他回农场途中来过一次，四月初又来了一次。他说在火车上丢了60元钱，还带着台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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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罪证浮现
与此同时，农场群众反映郁国钧近期行为异常：下班后就躺在床上发愣，有次深夜突然惊叫：“不要怕，没关系，没什么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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