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掸邦的小镇，杨博把200克海洛因分成小份，让她藏好，“到昆明儿童医院旁的小巷，把货放进提包，等戴白帽子的男人来取。”杨博把汽车票塞给她，“回瑞丽等我。”
陶静揣着200克毒品过了边境，关卡警察看她是年轻女孩，连行李都没查。她在昆明的小旅店里熬了一夜，第二天去交货时，被王队长抓个正着。
看守所里，陶静的妈妈、哥哥甚至多年没见的爸爸都来劝她：“静儿，说吧，说了就能活。”陶静只是摇头，她想着杨博的承诺——只要自己不说，妈妈就能每年拿到1万，不用再受穷。
1991年11月，一审判决下来：陶静运输毒品数量巨大，拒不交代同伙，判处死刑。二审维持原判，她被转入死刑待执行监室，和另外四个女毒贩关在一起。
她们都戴着手铐脚镣，吃饭要别人喂，夜里总有人哭醒。同监室的中年女毒贩劝她：“丫头，别傻了！那小白脸是骗你的，我贩了八年粉，见多了这种人！”陶静还是不说话，只是每天盯着铁窗外的天，数着日子。
行刑前一天，看守所的女警问她有什么心愿。陶静说：“把我体内的避孕环取出来吧，我们瑞丽的规矩，死人身上有金属，会成孤魂野鬼。还有，想见妈妈一面。”
女警请示所长，从德宏医院请来妇科医生，在看守所医务室给她取了环。妈妈送来崭新的衣服和亲手做的饵丝，陶静一口一口吃着，眼泪掉进碗里。
1991年12月的清晨，武警来提人。同监室的女犯哭嚎着瘫在地上，陶静却自己站了起来，跟着武警往外走。
公判大会的现场，妈妈扑过来抱住她，哭到发不出声。陶静贴着妈妈的耳朵说：“妈，好好活着。”
刑场上的风很冷，陶静跪在地上，短发被风吹得乱了。一声枪响后，20岁的她永远留在了1991年。
没人知道杨博去了哪里，他许诺给陶静妈妈的1万，从来没寄来过。陶静的妈妈在女儿死后三年，也因伤心过度去世，那间破房子里，只剩下她生前给女儿织了一半的毛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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